中国四部委协同给政府投资基金订规矩,主要是想让它以后的运作更系统、管理更精细。

中国四部委协同给政府投资基金订规矩,主要是想让它以后的运作更系统、管理更精细。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这四个部门一起发了个《工作办法》,算是把我国政府投资基金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进行系统性规划和精准调控。这个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头一回把基金该往哪投、能投啥、由谁来管这些事都规定得清清楚楚,主要是为了让钱花得更值当,让它能更好地支撑国家战略和产业创新。虽然我国政府投资基金在以前也帮了不少忙,像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产业啥的,但是也有不少问题,比如摊子铺得太开、投的东西都差不多,还有政策目标跟赚钱的目标老打架。有些基金太看重短期能不能赚到钱,跟国家想干的那些大事、搞基础科研的需求不太合拍。而且各地管基金的方法也不一样,没个统一的标准来评好坏,这样一来资源就没法好好整合。这次出这个《工作办法》,就是为了专门解决上面说的这些麻烦事儿。 政策从投哪儿、咋投、谁管三个方面下手,一共列了14条具体措施。第一点说在布局上,基金得盯着国家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以及市场管不着的薄弱环节使劲儿,把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结合得更紧密一点,多支持那些刚起步的项目、长期投资还有硬科技的领域,重点培育新兴的支柱产业。第二点是在投向指导上,基金投的产业得符合国家大规划里头的鼓励类项目,绝对不能去碰限制类、淘汰类或者政策不让投的地儿,还要让省级发改委带头把本地区的重点投资清单列出来,让地方跟全国的战略能对上号。第三点在管理机制上,政策还顺带搞了个《政府投资基金投向评价管理办法》,弄了个涵盖运营全过程的定量跟定性结合的打分体系。特别有意思的是这套体系里把赚钱的比重给降下来了,重点看政策和公益这两块。举个例子,打分满100分里头,基金的内部收益率才占1分,这就说明思路从以前光看赚没赚到钱(“唯回报论”),变成了看能不能把战略目标干成(“战略效能论”)。 大家分析说这么改有好几个原因:首先现在经济转型到了节骨眼儿上,得靠政府投资基金带个头,把社会的钱引到那些有战略意义但短期赚不了大钱的领域去,像搞基础研究、搞关键技术、搞绿色低碳这种事;其次这些年各地的政府投资基金规模涨得挺快,但有些地方就瞎折腾重复建设或者资源分散得厉害;最后就是在全球都在抢科技和抢产业链的背景下,多给“硬科技”和早期项目一点支持,有助于咱们自己有创新能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不出岔子。 预计这个政策改了以后会有大影响:一方面通过明确不能投的负面清单和区域重点清单,基金能更精准地服务国家战略,把钱聚拢到科技研发、产业短板还有民生保障这些地方去;另一方面评价体系变了以后能让管钱的人不那么看重赚快钱,多盯着长期的社会效益和政策目标实现;再加上省级清单和全流程评价这一套机制立起来了,也能让地方更负责一点,形成中央和地方一块儿使劲、政策跟市场互相配合的好局面。 往后看,政府投资基金管得细、做得规范肯定是常态了。等这套评价体系落地以后还能随时改改更符合实际情况。到时候基金布局肯定会更偏向国家急需的地方去用,它在支撑创新发展、优化产业结构还有稳住经济增长这方面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大。下一步大家得盯着执行过程中的区域合作、监管能不能接上茬、绩效反馈是不是到位这些事,确保钱真能变成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好帮手。 其实这轮改革不光是为了让钱用得好,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财政金融领域的一个具体体现。从以前的那种乱七八糟、到处乱投变成现在的这种精细统筹的做法,说明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政府是怎么通过制度创新来引导资本的流向的。以后既要坚持政策导向又不能把市场活力给掐死了;既要管得住又得让人敢去创新摸索。这事儿还得在实践里头不断去琢磨怎么弄才更完善。这种探索不光对咱们中国有用,也能给全世界提供个中国特色的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怎么合作的参考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