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乡村“在场”却长期“缺席”的研究困境。
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底色，县乡里社构成社会运行的基本单元，赋役徭役、土地经营、宗族组织、礼俗秩序等多在乡村展开。
然而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史籍记录多聚焦王朝更替、制度沿革与重大政治事件，对普通村落的日常结构与基层治理着墨有限；即便零星记载散见于正史、典章、简牍、方志与考古材料，也多碎片化、难以串联。
如何从有限材料中复原古代乡村的组织形态与运行逻辑，成为相关研究绕不开的难题。
原因——史料稀缺与方法断档叠加，催生“开荒式”研究。
马新回忆其学术起步时，面临两道关：一是材料难找、且分布分散，需要长时间“从纸缝里抠信息”；二是国内系统性研究基础薄弱，可资参照的成熟框架不多，国外研究虽提供方法启发，但在议题设置、解释路径和材料使用上也存在与本土史学传统衔接不足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学者既要补足语言与资料检索能力，又要在材料、概念与叙事之间搭建桥梁，把乡村从宏大叙事的边缘重新拉回历史解释的中心位置。
影响——把“基层结构”纳入整体史叙事，拓展理解农耕文明的维度。
研究生阶段确定汉代乡村社会史方向后，马新长期在史料钩沉与田野调查之间往返：一方面梳理典籍、出土文献与地方文献中的村里制度、户籍赋役、土地关系与基层组织线索；另一方面通过实地踏勘与地理环境对读，校核历史记述与空间现实的对应关系。
1997年出版的《两汉乡村社会史》以多年积累完成，对两汉时期乡村结构及其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作出细致阐释，推动学界对“基层社会如何运转”的关注升温。
随着研究热度上升，新问题也浮现：若只停留在局部与个案，难以回答村落形态为何演变、城乡关系如何生成、早期聚落到成熟村落的演进逻辑何在。
由此，乡村研究不仅关乎某一朝代的细部考证，更关系到中国历史长期演进的解释框架。
对策——从“树木”走向“森林”，以长时段综合研究补齐结构性空白。
面对学科分岔，马新选择更难的一条路：把视野从两汉延伸到更长的历史区间，从原始聚落与文明起源入手，讨论城乡分化、村落产生与早期形态发展，并进一步推进对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的系统性考察。
2020年底出版的《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尝试在更大时间尺度上梳理村落形态的演进线索，力求把散落材料纳入可比对、可解释的框架之中，为理解古代乡村的空间结构、社会组织与制度环境提供综合性“拼图”。
2023年，该书获得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再次将古代乡村研究推向公众视野，也显示该领域的学术价值正被更广泛认可。
前景——以更开放的资料体系与跨学科方法，深化对基层中国的历史解释。
当前，简牍文书、考古发现、数字化方志与文献数据库持续丰富，为乡村社会史提供新的证据来源；空间信息技术、计量方法与社会史理论的引入，也为重建村落形态与人口、土地、赋役之间的关系提供可能。
未来研究仍需在两方面发力：一是继续夯实材料基础，形成可复核的证据链；二是加强综合叙事能力，打通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与环境史之间的解释通道，把乡村置于国家治理、市场网络与区域生态的互动之中。
以此观之，古代乡村研究不仅是一门“冷门学问”，更是理解中国历史连续性与社会韧性的关键入口。
马新的学术历程深刻启示我们，一流的学术成就往往源于对根本性问题的执着追求和对学术自信的坚守。
在浮躁的时代风气中，她用四十年的时间证明了什么是真正的"冷板凳"精神。
她不仅为中国古代乡村社会研究开创了新的学术境界，更重要的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学者应有的担当——将中国的学问讲清楚、讲深入、讲系统，让中国的声音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更加响亮。
这种学术精神与文化自信，正是推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