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部分劳动力仍有就业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情况下，一些年满60岁的农民工在求职时遭遇“年龄门槛”。即使经验丰富、技能熟练，也常因身份证年龄被用工方直接拒绝，难以获得公平的面试和择岗机会。，超龄务工群体在劳动保护、意外风险应对等的保障相对不足，也加重了劳动者与用工方的双向顾虑。 原因——多地用工市场对年龄实行“一刀切”限制——既受传统用工观念影响——也与风险分担机制不完善有关。一上，部分企业出于工伤风险、管理成本和岗位安全等考虑，更倾向选择年轻劳动力；另一方面，超龄劳动者保险覆盖、职业健康管理、岗位适配评估等上缺少清晰、可操作的制度和服务支持，导致企业“能不用就不用”、劳动者“想干却难找”的矛盾更为突出。此外，劳动力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加速与部分行业阶段性用工紧张并存，也让“如何让愿干、能干者继续上岗”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影响——对劳动者而言，继续务工是增加收入、减轻家庭负担的重要方式，尤其在赡养和医疗支出压力较大时，稳定的劳动收入更具现实意义；对用工市场而言，一批技术熟练、经验丰富的“老把式”仍能在建筑维修、家政服务、农产品加工、社区保障等领域发挥作用，适度释放其劳动潜能，有助于缓解部分岗位“招工难”；对社会治理而言，如果就业渠道和保障体系跟不上，灵活就业群体的风险可能外溢，增加家庭与社会兜底压力，也不利于形成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就业环境。 对策——张全收建议，在尊重个人意愿、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探索为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提供制度化、可对接的服务通道：一是搭建面向超龄农民工的求职服务平台，强化岗位信息发布、技能匹配、用工信用评价等功能，让劳动者获得更透明的机会，也让企业拥有更可控的选择；二是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对应的保险保障，推动工伤保障、重大疾病保障和意外伤害保障更好覆盖实际用工场景，以“风险可分担”提升用工的可持续性；三是强化针对性培训与岗位适配，通过安全培训、技能提升、健康评估和工种分级等方式，提高劳动者胜任力与安全系数，减少“有岗位不敢用、想就业找不到”的结构性摩擦。 在关注“老一辈务工者出路”的同时，张全收也把目光投向农业现代化的人才供给。他提出，应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力度，整合职业院校、农业龙头企业等资源，开展定向培养和实践教学，推动更多年轻人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经营管理和品牌建设能力，培养一支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农业从业队伍，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人才支撑。 前景——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新型城镇化推进，劳动参与方式将更加多元，不同年龄群体的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也需要更精细的制度供给。未来，若能在岗位清单、风险保障、技能培训、健康管理等环节形成闭环，超龄劳动者有望在适配岗位实现“能者上岗、险有所担”，企业用工也将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村劳动力转型将与城市灵活就业形成互补，共同服务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
劳动的尊严，不应被某一个年龄节点简单划线。对那些用半生汗水参与城市建设、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农民工来说，只要仍有意愿、仍有能力继续劳动，就应当拥有更公平的机会和更可靠的保障。同时，当更多年轻人重新看见土地的价值，用现代视角和专业技能更新农业形态，乡村振兴的基础也会更加稳固。从“老把式”到“新农人”——既是两代劳动者的接续——也是农村劳动力结构转型的缩影。如何让每一位劳动者在合适的位置上发挥价值，需要政策、市场与社会共同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