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乡村振兴进入纵深推进阶段，一些村寨仍面临治理力量分散、服务供给不均、矛盾纠纷化解链条不畅等现实难题：群众“急难愁盼”诉求多元化，但基层组织资源有限；部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不够顺畅，议事协商机制有待常态化；产业发展方面，传统农业增收空间受限，新业态培育和利益联结机制还需更完善。如何“强治理”和“促发展”之间形成良性循环，成为不少基层地区需要破解的关键课题。 原因—— 其一，乡村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加速变化，外出务工、人口流动以及多元经营主体进入，使得纠纷类型从邻里矛盾向土地流转、劳务用工、项目建设等领域延伸，对基层治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提出更高要求。其二，基层治理往往“最后一公里”压力大，干部队伍与驻村力量、社会志愿力量之间的协同效率，直接影响政策落地成效。其三，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可信的组织动员能力，而治理薄弱又会反过来制约项目推进、影响群众预期，形成“发展慢—矛盾多—治理更难”的循环风险。 影响—— 治理体系是否能深入院坝、直达群众，关系到政策执行的温度与精度，也关系到乡村发展活力能否持续释放。章涛在会上结合大屯村做法指出，基层治理不只是“化解矛盾”，更要通过制度化服务把群众组织起来、把资源统筹起来，为产业发展营造稳定预期。大屯村探索形成的“1+3”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模式，围绕建强干部队伍、驻村队伍和志愿服务队，打通党员、代表、联户长等联系群众渠道，并依托调解、法律服务与议事协商平台，把服务触角延伸到农家院坝。此外，通过“志愿敲门”、红白喜事服务等便民项目，把治理工作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民生获得感。据介绍，这些项目累计服务群众3万余人次，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凝聚社会共识上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样本。 对策—— 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要求，章涛表示，下一步要更大范围推动成熟做法落地，并在实践中改进创新。具体看，一是以党建引领为统揽，完善村级组织体系与网格化服务机制，强化党员、代表、联户长等“关键节点”的责任链条，确保群众诉求有人听、矛盾纠纷有人管、公共事务有人议。二是把志愿服务嵌入基层治理日常化运行，围绕“一老一小”、困难群体、红白喜事等高频需求，形成标准化、可持续的服务清单，提升服务供给的稳定性与覆盖面。三是推动治理与产业同向发力：在产业布局上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稻田综合种养等生态友好型业态，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在路径选择上深化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在机制设计上健全利益联结，增强群众参与产业、分享收益的内生动力，以“产业兴”反哺“治理稳”。 前景—— 从地方实践看，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越来越需要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可操作的工具箱，把政策要求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服务与变化。以大屯村的探索为例，把治理触角延伸到院坝，实质是把治理重心前移、把服务端口下沉，让矛盾在基层化解、让共识在协商中形成。随着“十五五”规划有关部署逐步落地，预计黔西南州在完善基层治理机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上将迎来新的窗口期。可以预见，治理更精细、组织更有力、产业更有韧性，将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而来自基层代表的建言与实践，也将为更多村寨提供可借鉴的路径。
从会场的政策宣示到田间的具体实践，大屯村的治理探索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工作的新气象。基层工作者的实践智慧映照出乡村振兴方向的日益清晰。当治理的触角延伸到农家院坝，当产业的活力融入乡村发展，乡村振兴就不再是远方的梦想，而是眼前可感可及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