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跨境流动高位运行下，输入风险更具不确定性。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跨境人员往来加速恢复并趋于常态化。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查验出入境人员达6.97亿人次，同比增长14.2%，创历史新高。入境人群来源更广、旅行路径更复杂、停留时间差异更大，使得输入性传染病从“可防可控”转向“更需前置研判、分层处置”。近年来，蚊媒传染病以及部分新发传染病在多国出现并随国际旅行跨境传播，提示口岸之外的全球链条已成为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变量。 原因——全球传播加速与国内流动叠加，风险识别需要前移。 专家指出，输入性风险的形成往往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境外疫情态势、输出地公共卫生能力、人员流动网络、国内承接地脆弱环节”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上，国际人员往来恢复带来更多潜暴露机会；另一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监测、报告和处置能力差异明显，可能导致风险信号出现延迟或失真。同时，国内省际人口流动频繁，个体入境后的活动半径扩大，若前端识别不够精准、后端追踪不够及时，容易增加早期发现难度。 影响——口岸压力上升，防控体系需从“事后处置”转向“事前预警”。 输入性事件一旦发生，不仅对口岸检疫、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形成链式压力，也对城市治理、旅游交通和社会运行带来连锁影响。更重要的是，高位流动常态下，如果仍以“发现首例病例后快速反应”为主要逻辑，资源投入可能出现点多面广、成本上升、效果不均等问题。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强调，防控的起点不应仅是境内出现病例，而应尽可能提前捕捉来自全球的风险信号，将干预措施建立在趋势研判和概率评估基础之上。 对策——以法治牵引协同、以能力建设夯实底座、以数据联动提升预警精度。 围绕“十五五”部署，业内认为应从三上发力：一是强化制度化协同。新修订的《国境卫生检疫法》施行后，对信息通报、联动处置等提出明确要求，有利于推动口岸筛查、病例报告、属地调查和医疗救治更顺畅衔接。二是持续补齐检测与应急短板。当前多地疾控机构检测能力大幅提升，应急队伍实现市县覆盖，为快速确认病原、及时处置提供支撑。三是攻坚数据融合与智能预警。专家指出，现实难点在于多源数据分散：口岸检疫、国际疫情信息、国内监测网络等尚未在一些地区实现实时整合与智能分析。下一步应推动标准统一、接口打通、权限清晰，在确保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前提下，形成可持续运行的风险评估闭环，实现“重点航线、重点口岸、重点人群、重点地区”精准布控与分级响应。 此外，防线还应适度前移到“境外”。专家建议，将全球人员流动格局、各国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差异与国内人口空间流动结合，识别“高输出风险—低处置能力”的重点区域，通过培训、实验室建设、监测网络支持等方式加强对外卫生合作，减少风险在源头积聚、在途中放大。 前景——从单点防守走向系统治理，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卫生安全新能力。 随着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输入性传染病防控将更强调系统观念与协同治理：前端靠预警研判，口岸靠精准筛查，中端靠快速检测与流调，后端靠医疗救治与社区防控，并以跨部门联动和国际合作贯穿全链条。业内预计，未来五年，我国输入风险管理将从“单病种、单场景”逐步升级为“多病种、全链条、智能化”的综合防控模式，为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社会运行提供更稳定的公共卫生保障。
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染病防控需要国际合作与系统治理相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的主动防御体系既是保障国民健康的需要，也是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实践。这既体现大国担当，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践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