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舒缓医学面临着从临终关怀到安宁疗护的必要转变。0.7% 的中国医院提供了舒缓医学服务，这与 13 亿人口的巨大需求存在巨大差距。这个问题需要解决。JAMA 期刊中的一项研究显示，早期介入舒缓医学可以给患者家庭带来更多好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了舒缓医学课程，这表明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台湾在 1987 年就把安宁疗护纳入医政规划，短短三十余年就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亚洲领先者。圣克里斯多夫安宁院在 1967 年由英国护士西西里·桑德斯创办于伦敦，她首次将科技与人文结合，推动了全球对临终关怀的认识。圣克里斯多夫安宁院的成功经验被世界各地借鉴和推广。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把舒缓医学视为一级学科，配备成熟团队和规范流程。中国天津在 1988 年成立了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成为中国大陆舒缓医疗的先驱者。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亡禁忌观念，人们对临终关怀教育了解不足。 临终关怀的目标是让患者在生命最后阶段少受痛苦，舒适并且有尊严。它并不是放弃治疗，而是把止疼、控症、心理支持和灵性关怀打包成跨学科方案。这项工作由医生、护士、社工、志愿者还有家属共同完成。癌症与心血管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针对 0.7% 的现实落差与 13 亿人口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中国政府在 2017 年发布了《中国临终关怀实践指南》，并且多地启动了试点项目。圣克里斯多夫安宁院是全球第一个把科技与人文并重地应用于临终关怀的机构。 台湾成功地将安宁疗护纳入医政规划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个成果是亚洲国家快速发展安宁疗护事业的典范之一。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经把舒缓医学视为核心学科之一，并且建立了成熟规范的团队和流程。北京协和医学院开设舒缓医学课程给这个领域带来了新希望。 天津成立了临终关怀研究中心，为中国大陆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死亡的禁忌观念影响了人们对临终关怀教育了解不足。 要实现全民需求的满足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如何把西方成熟模式本土化？如何用有限资源撬动全民需求？ 全民死亡教育和生死观重塑、分级诊疗与基层能力建设、多部门联动与医保支付改革以及数字工具和远程照护创新可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只有当更多医生学会在手术室门口介绍止疼方案时，当更多护士掌握灵性关怀技巧时，当更多家庭愿意在尊严和续命之间做出从容选择时，中国才真正开始了安宁疗护事业。 当这一切发生时，舒缓医学将不再是终点而是陪伴患者和家庭穿越死亡阴影的全程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