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991年移民美国的华裔数学教授肖明庆来说，他是在2006年成为美国公民，2007年当上正教授的。他是个靠谱的人，曾经为当地学生免费补了8年的K-12公益课。结果呢？一次填表错误就把他害惨了。2015年，他给深圳大学的项目办了个联名银行账户，纯属是为了让学校帮他报销点路费。谁能想到2020年12月，FBI突然上门抓人，给他扣了个“肥爸条款”的大帽子。就因为一张TurboTax表格里的一个勾选错了地方，他就被FBI直接抓走了。 被抓之后的事更糟心。他被起诉了四项罪名，电汇欺诈、虚假陈述、没报外国银行账户、没交FBAR，样样齐全。学校为了避嫌，只好给他放了个带薪行政假。最终在审判现场，法官斯黛西·杨德尔觉得把他关进监狱也没什么意义，就改判缓刑，罚了他600美元。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后，虽然他能回讲台教书了，但美中合作的项目彻底停摆了。学生们都说老师是回来了，可曾经的那份信任感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美国司法部在搞“中国行动计划”的时候，手里没多少像样的证据。找不到学者把成果带回中国的铁证，他们就抓着“表格填错了”这一点不放。这就好比抓了个替罪羊来立威。2021年秋天的时候，斯坦福大学有175名教授联名给司法部长加兰写信吐槽：“计划对华裔科学家造成了巨大的寒蝉效应。” 到了第二年2月，司法部实在没办法了，把这个名字给改了，不叫“中国行动计划”了，改成了“打击经济间谍行动”。不过改名之后他们就再也没有公布过新的学术起诉名单。 至于那些受牵连的学者日子过得有多难？陶丰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个化学工程师，本来在实验室埋头苦干。2019年夏天FBI特工告诉法官说线索指向某大国秘密特工。检方说陶丰在申请美国能源部资助的时候隐瞒了在中国福州大学当长江特聘教授的事。结果陪审团只认定了三项电信欺诈罪和一项虚假陈述罪：前者最高能判20年，后者最高5年。 好在地区法官朱莉·罗宾逊在61页的判决书中给了检方一记重击。她在书面裁决里写了三句话：“没有证据表明陶把研究成果带回中国。”“没有证据显示他因此获得金钱利益。”“没有证据能让合理陪审团相信能源部不会给他资助。”因为这三句话里的任何一句都能把检方的罪名给推翻掉，所以最后三项电信欺诈罪都被取消了。 虽然虚假陈述罪还在上诉中但也没多少希望了。陶丰被抓进去蹲了一周就戴着脚镣出来了，实验室关门了、邮箱也停用了、学生都走了。他老婆彭女士为了还债不得不去三家医院轮班工作。《纽约客》记者还报道过他家的情况：“他再也进不了自己的办公室，厨房摆满电脑显示器和高高的文件。”四年时间过去了他的清白还没洗清干净但人生已经完全变样了。 不光是陶丰和肖明庆两个人遭殃全美范围内都弥漫着一种“少说一句、少填一张表”的风气这种风气把很多本来想在美国搞科研的人给吓跑了要是美国想继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就得赶紧把这种乱七八糟的调查停下来让科学家们能安安心心地做实验而不是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下一张表格会不会变成通缉令才好呢。 华促会、美国华人联合会、亚裔推进正义协会（AAJC）这些组织一直在给政府施压他们提出的三点诉求分别是建立透明机制让研究人员主动更正披露错误；对误伤者给予国家补偿；停止以“国家安全”之名行歧视之实。不过到现在为止这第三点诉求还没有得到兑现谁也不知道这种不公的待遇还要持续多久直到现在陶丰和肖明庆还在为最后的那个虚假陈述罪到处奔波。 对于陶丰来说如果这次上诉的结果还是被驳回那他就只能去蹲五年大牢了；对于肖明庆来说虽然现在能回讲台上课了但美中合作项目停滞带来的科研空白却是永远也填不满的；而放眼整个学术界那种不敢说话、不敢填表格的自保氛围也让基础研究资金受阻国际合作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