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门溯源：仁义之风起于微末 白麟溪畔，古木参天，浙江金华浦江县郑宅镇的郑义门古建筑群静静伫立，历经风雨而不衰。这里没有王侯将相的显赫门第，却因一个家族绵延数百年的孝义精神，成为中国传统家风文化的重要坐标。 郑氏家族的故事，要从北宋年间说起。先祖郑淮因求学而落脚浦江，以宽厚待人、和睦乡邻的处世之道，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家业日渐兴旺。靖康年间，金兵南侵，江南连遭灾荒，百姓流离失所。郑淮目睹此景，当即组织施粥赈灾。随着灾民日增，家中存粮告罄，他毅然变卖千余亩良田，换粮续赈。千亩沃土换成救命口粮，郑家的物质财富大为缩减，却赢得了乡邻的深厚信任与口碑。此后，人们将郑淮居住之地称为"仁义里"，这个称谓，既是对其义举的铭记，也是郑氏家风的最初注脚。 二、规范立家：家训奠定百年根基 南宋绍熙四年，郑淮之孙郑绮年逾七旬，自知时日无多，开始为家族的长远存续谋划。彼时，聚族而居、共同生产的家族模式，既有利于财富积累，也能有效抵御天灾人祸。然而郑绮深知，若无明确的规范约束，人心一旦涣散，再庞大的宗族也难逃分崩离析的命运。 于是，他召集族人于祠堂，立下家训："吾子孙有不孝不悌，不共财聚食者，天实殛罚之！"这一训诫，成为郑氏家族延续十五世同居共食的精神起点。元至大四年，朝廷正式旌表郑氏为"孝义门"，"郑氏孝义门"之名由此响彻江南。 明洪武年间，郑氏家族遭遇"胡惟庸案"株连，朝廷下令捉拿族人进京问罪。族长郑濂外出未归，族中兄弟竟无一退缩，争相请命赴京顶罪。最终，年纪最小的郑湜挺身而出。然而当官兵押解郑湜抵达京城时，郑濂已在城门外等候多时。兄弟相见，无暇寒暄，只有争相赴死的决然。郑濂言"吾居长，当认罪"，郑湜答"兄已老，吾自往辩"，两人僵持不下，押解官竟不知该将枷锁套在何人身上。 此事传至明太祖朱元璋耳中，他深为动容，当即下令彻查，最终证实郑家系遭人诬陷，不仅予以赦免，还擢升郑湜为官。一场几乎灭顶的祸事，因兄弟之间的深厚情义而得以化解。 朱元璋随后召见郑濂，询问治家之道。郑濂呈上一部《郑氏规范》，全书共168条，涵盖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出仕为官的廉洁操守以及和睦乡邻的处世之道，条目详尽，逻辑严密。朱元璋阅后感叹："人家有法，守之尚能久，况国乎？"此后，他将《郑氏规范》中"敦睦、节俭、廉公"等治家理念融入《大明律》的修订之中，并敕封浦江郑氏为"江南第一家"。一部家规，由此从一个家族的内部准则，升华为影响国家治理的思想资源。 三、义风延续：烽火岁月中的家族担当 家风的生命力，往往在危难时刻得到最真实的检验。1940年，抗日战火蔓延至江南，山河破碎，百姓流离。郑氏族人郑骏声召集族人，以"郑氏以义传家，岂能坐视"为由，推动家族立下新族规：凡逃难至义门者，不问来处，一律由宗祠收留，提供三日食宿，分文不取。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郑氏家族以开门纳难的姿态，将家族之义延伸为家国之义，表明了传统家风在现代语境下的精神韧性。 四、薪火相传：新时代的家风实践 家风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积淀，更在于当下的践行。2016年，郑宅镇启动古镇核心区历史风貌恢复工程，为统一婺派建筑风格，部分民居须调整层高。郑增光一家六七口人居住的四层半小楼，按规划需拆除上面两层半。在补偿方案尚未明确、政策细则尚未公示的情况下，郑增光率先签下减层协议。他说："家规一直教导我们，遇到大事要舍小家为大义。" 郑增光的带头示范，带动周边居民纷纷响应，政府也依规落实了相应补偿。修缮后的老街古韵重现，游客慕名而至，郑增光临街的小店生意也比从前更加兴旺。舍与得之间，义与利之间，郑氏家风再次以朴素而有力的方式，完成了一次现实的自我证明。
白麟溪畔的"义门风"，从千年前的一锅赈灾粥、一次家训立规，到今天为古镇修复作出的让步，贯穿其中的是对"义"的坚守、对"公"的认同。传统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不在于被供奉在叙事里，而在于不断回应现实、融入公共生活。当更多乡村在保护与发展之间寻找答案时，"以义为先、以和为贵、以规成事"的经验，或许正是连接历史与未来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