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矿城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地方记忆” 淮河沿岸的安徽淮南大通区，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区与传统乡镇交织之地。一方面，矿业发展带来人口集聚与城市化扩张，社区结构更趋开放；另一方面，一些乡镇仍保留“一村一姓、多姓分村”的传统格局，祠堂、族谱、家训等寄托着基层社会的规则与情感纽带。随着人口流动加速、年轻人外出就业增多，部分家谱散佚、祠堂年久失修、口述史无人整理等问题显现，地方文化记忆面临断层风险。如何现代治理与文化保护之间找到平衡，成为不少基层干部和乡贤关注的现实议题。 原因——两轮迁徙叠加，塑造“久、浓、杂”的姓氏结构 大通姓氏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历史上的迁徙与产业变迁。其一，明初垦荒与治河背景下，来自山东、江西等地的移民进入淮河沿线定居，开垦农田、修筑堤防、建村立社，较早奠定了宗族聚居的空间格局。其二，近代煤炭资源开发带动矿区兴起，省内外劳动力涌入，形成新的居民结构与职业群体，多地口音与生活方式在此交汇，继续强化了姓氏来源的多元性。两轮迁徙一“农”、一“工”，共同推动大通由传统乡土社会向工业社区与城乡复合社会转型。 影响——宗族组织既是文化载体，也参与基层秩序维护 在一些村落，宗族资源仍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嵌入基层社会运行。记者走访了解到，上窑、洛河等地部分自然村仍保留宗族聚居特征，常见姓氏包括方、郑、倪、王、张，以及李、吴等。以方氏聚居村落为例，宗祠在公共事务协商、邻里矛盾调解、红白事协调等仍发挥一定作用；郑氏、倪氏等家谱保存较为完整，族人逢年过节返乡祭祖，维系跨地域的亲缘网络；王氏聚居地祠堂与传统礼俗相互依托，成为联系族群的重要空间。此外，城区由于人口高度流动，姓氏呈现“混居化”特点，社会联系更多依靠社区组织与现代公共服务体系，传统宗族纽带相对弱化。 不容忽视的是，大通还分布着少量稀有姓氏群体，因人口规模小、资料留存不足，涉及的谱牒与迁徙线索更易湮没。对此，地方文化工作者认为，稀有姓氏同样是区域迁徙史与民族交往史的重要注脚，亟需通过田野调查、口述史采集等方式加以补充。 对策——以系统化保护推动“可阅读、可利用、可传承” 受访专家与基层工作者建议，姓氏文化整理不应停留在“家族叙事”，而应转化为公共文化建设与基层治理的资源。一是开展普查与建档。在尊重个人隐私与村民意愿前提下，对祠堂建筑、族谱文献、碑刻楹联、家训家规等进行分类登记，建立目录与影像档案，降低散佚风险。二是推动数字化保护。对脆弱纸质族谱进行扫描修复与异地备份，鼓励形成可检索、可校订的地方谱牒数据库，为学术研究与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基础支撑。三是统筹文物与乡村建设。对具备历史价值的祠堂、古村落实施修缮与活化利用，避免“只修不管”或“过度商业化”，将其纳入村史馆、家风馆、非遗展示点等公共空间体系。四是引导宗族资源服务现代治理。发挥乡贤、理事会等社会力量在移风易俗、矛盾调处、公益互助上的积极作用，同时坚持依法治理，防止以宗族名义排他、攀比或滋生不良风气。 前景——从“姓氏分布”读懂“区域发展”，为转型注入文化支撑 随着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加快，大通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与空间形态仍将持续变化。如何在流动社会中保持社区凝聚力，需要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表达。业内人士认为，系统梳理姓氏迁徙史、建设地方记忆工程，不仅有助于增强本地居民身份认同，也可为公共文化服务、研学旅行、历史地理研究提供内容支点。未来若能把祠堂保护、族谱整理、地方志编修与社区治理、文旅融合有机结合，大通有望在“工业记忆”与“乡土根脉”之间形成互补，探索资源型地区文化再生产与社会治理协同的新路径。
当工业化的浪潮席卷淮河两岸，大通人用泛黄的族谱和鲜活的祠堂，守护着"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这些镌刻在姓氏中的历史密码，既是个人寻根的线索，也是观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窗口。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延续这份记忆，值得每个城市管理者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