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住址信息在现实场景中暴露频繁，安全风险上升； 随着住宿登记、线下办事、网络平台注册、活动报名等场景日益增多——身份证作为高频使用证件——往往被要求出示、复印或拍照留存。身份证卡面所载住址信息因此在大量非必要环节被反复呈现并进入各类机构系统。一旦管理不严或遭非法获取，住址该高度敏感信息可能被用于精准实施线下侵害行为，给当事人及其家人带来人身和财产安全隐患。近年来部分“网络开盒”等事件中，家庭住址亦常成为被泄露、被传播的重点内容，更加剧公众对信息安全的担忧。 原因——管理惯性与数字化转型不匹配，导致“过度暴露”。 熊水龙认为，在重要证件上记载住址信息的做法，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管理烙印。过去人员流动相对受限、线下管理需求突出，住址信息便于核验与管理；但在当今人口流动频繁、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背景下，身份证卡面长期固定展示住址，客观上扩大了暴露面。，不少行业仍沿用“以留存完整证件信息替代核验”的粗放做法，将原本用于身份确认的证件，变为搜集信息的入口，形成“能要就要、能存就存”的隐性惯性，放大了泄露风险。 影响——从个体安全到社会治理，都面临更高成本。 住址与公民安全紧密涉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相关指导性案例曾指出，身份证上的住址无论是实际居住地还是名义户籍地，都与公民及其家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存在重要联系，应予重点保护。若住址被非法披露，可能诱发寄送危险物品、上门滋扰、跟踪报复等行为，甚至引发恶性案件。对治理层面而言，信息泄露造成的纠纷处置、治安压力、司法成本随之上升，也会削弱社会信任与数字化服务的安全底座，影响公共服务效率与群众获得感。 对策——让身份证“更简洁”，让地址核验“更精准可控”。 针对减少暴露面、提升核验效率目标，熊水龙建议修订居民身份证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将身份证实体卡片信息调整为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公民身份号码、签发机关、有效期限等基本项目，取消卡面住址信息，使身份证更聚焦于法定身份识别功能。其逻辑在于，公民身份号码具备唯一性，叠加芯片内的安全技术手段，可满足高安全性身份认证需求，住址不必以“明文印刷、随卡展示”的方式长期存在。 针对取消卡面住址后“依法核验如何衔接”的现实问题，他提出由公安部牵头建设全国统一、权威、安全的公民地址认证服务机制，作为实际住址信息的统一数据库与核验通道。当金融机构、司法机关、政务部门等因法律文书送达、信贷审批、社会救助发放等法定事由确需核实住址时，应通过该机制发起地址验证或代送达请求，相关机构不必直接获取和存储住址明文信息，系统仅返回“地址有效”“送达完成”等必要结果，实现“可用不可见、使用留痕、依法授权”的闭环管理，从源头减少无序留存和二次泄露风险。 此外，他还关注司法裁判文书、调解文书等对当事人详细住址的强制记载问题。其认为，在家事、邻里、债务等纠纷中，住址信息一旦随文书传播或被不当获取，可能成为矛盾激化的“引线”，引发后续骚扰、跟踪乃至暴力风险，不利于纠纷实质化解与社会和谐。对此，可在确保诉讼权利与送达需要的前提下，优化文书公开与信息披露规则，细化脱敏标准与适用边界。 前景——以法治化、标准化方式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向纵深发展。 取消身份证卡面住址信息，实质是通过制度设计降低敏感信息的“默认暴露”，并倒逼公共服务与市场主体从“收集存储”转向“依法核验”。若相关建议进入立法论证并形成配套标准，还需同步推进多部门数据治理、核验接口规范、授权审计追责等机制建设，确保既能满足必要场景的合法合规使用，又能最大限度压缩泄露空间。随着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健全，未来身份证件信息呈现方式、公共服务核验流程和司法文书披露规则或将更加精细化，更好兼顾安全、便利与治理效能。
在数字文明新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已成为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这项提案不仅关乎公民切身安全，更是对传统管理模式的深刻变革。如何在便民服务与安全保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需要立法机关、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共同探索，推动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新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