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这块地方的学术风气延续了上千年，《国语》这本书的研究也是一直都没断过。一本书能有生命力，不光是看它刚出来那会儿有多牛，还得看后人怎么传抄、刻印、解释。把《国语》的传播和研究史细细捋一捋，就能看到一条特别清楚的“浙江脉络”，把地方学术传统跟国家文化命脉连在了一起。 浙江跟《国语》的缘分很深。三国那会儿，浙江本地人虞翻就开始搞《国语》研究，算是带了个头。到了南宋，绍兴出了刻本，成了版本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后来元代西湖书院补版重印，明代弘治年间李士实写序、陆崑帮忙、章懋主持修订宋刻元修本、许相卿在明德堂印行七卷附《补音》二卷，这些人都是浙江人。到了明代，乌程闵齐伋这种搞套印技术的人，还有清代钱塘卢之颐，都留下了跟《国语》相关的重要版本。 明代有影响力的评点《国语》的学者里，浙江人占了快三分之一；清代搞训诂考校的人里头，浙江人几乎占了一半。清代《国语补音》研究的成果，也全是浙江人弄出来的。从陈树华、黄模、王煦，到董熜、董增龄、汪远孙，再到陈鳣这些搞旧注辑佚的人，浙江学者遍布各个领域。在这个学术群里，道光年间董增龄的《国语正义》和汪远孙的《国语校注本三种》特别显眼，就像两座大山一样。 这两部书放在一起看很有特点。董增龄《国语正义》虽然叫“正义”，但没墨守成规去硬套传统的规矩。他对韦昭的注放开了来看，不光引唐代以前的旧注来对比韦注，还在经书史书乃至医学里找资料。写书的时候还请王引之、徐养原这些大佬指点过。他家在乌程归安一带住，那是当时的刻书中心，这就方便了他找资料。 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风格就更严谨了。他家是杭州有名的藏书世家“振绮堂”，从他高祖汪宪开始就家大业大。这条件让他能接触到稀有的稿本。他在校注时还跟陈奂他们一起琢磨，引证特别全。尤其在改历法音律这种地方出错的问题上，他采纳了项名达这些新学者的说法。汪氏的书体例很清楚，研究、校勘、辑佚各管一摊。 俞樾后来把董增龄和汪远孙的书都列入续修经解的目录里了。可到了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的时候，就只收了汪远孙的《国语发正》，没要董增龄的。这可能反映了当时学界对两者价值的看法不一样。 从三国虞翻开始，一直到清代董增龄和汪远孙搞出了这两本大书，浙江学人搞了千年的《国语》研究、校注和传承工作。这事儿不光是个地方性的活动，更是把中华核心典籍研究的脉络给构建起来了。这也说明了地方文化对出人才有多重要。 今天我们再去看看《国语正义》和《国语校注本三种》这些老著作，不光是在收古董整理遗产，更是在接着那个以前传下来的学术火种。这对我们现在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