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上海丘东平的故居，记者跟着荔枝的甜香还有蝉声一路往里走。海丰梅陇镇马福兰村那个地方，门口已经围了好几拨人。原来是外市和本县的两拨搞党建的团队一块到了，看着挺热闹的，像是进行了一场跨越了好多年的对话。 那座老房子是个“四点金”的格局，外面围着个水泥广场和回廊。水泥地上面斑驳的树影倒着光，也映照着大家的回忆。跨过门槛往右看，墙上挂着一幅大画像，画里的丘东平看着像在发光，眉头皱着，好像三十岁就没了的那种锐气。画像底下有一行小字写着他是谁——是写《沉郁的梅冷城》的人，也是中国现代打仗文学的开荒者。 再往屋里走，八仙桌、青皮椅还有油灯和书包都摆在那儿，把那个时候少年丘东平逃课去闹革命的劲头全给装了进去。1910年他出生在梅陇镇，家里有读书的味道也有农活的味道。大革命的时候他正在读师范学校，“彭湃起义”的传单把他给点燃了。起义失败以后他跑到香港去躲起来，卖过鱼当过水手，还给天主教会报纸校对过文章。那阵子他不光学会了用英文写暴动的稿子，还学会了用笔杆子去和黑暗干仗。 1932年他在《文学月刊》上发表了第一回作品《通讯员》。周扬在编辑后记里只说了句：“这是篇很动人的故事。”鲁迅和茅盾后来也把它收进了《草鞋脚》，还说左联阵营里出了个新的军事文学家。从那以后“丘东平”这三个字就在战火和纸张之间来回跑。 回到上海后他通过大哥的关系进了十九路军翁照垣旅当兵，第一次把炮声变成文字写了出来。短篇《梅岭之春》写的是闽南山岭的景象，也是自己心里那团火。“一二·八”淞沪抗战一打响他就跟着部队上了前线。炮火声和笔墨声一块儿响起来，给左翼文坛吹来了一股带着硝烟味的清新空气。 1934年年底他又去了东京的“左联”分部继续写他的东西。郭沫若看到他的作品吓了一跳：“中国作家里似乎还没见过这样的人！”这句话一下子就把这位年轻的报告文学家的位置给标到了世界文学的地图上。 1937年卢沟桥开炮了，他跟着叶挺一路北上到了新四军。第二年春天他作为一支队的党代表出席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接下来的两年他一直在皖南和苏北活动，既是敌工科长又是写作者——手里的枪口和笔尖同时对着日军开火。胡风在《〈第七连〉题记》里说：“打开这本书咱们就像面对着一座水晶做的作者雕像。” 1941年夏天日军疯狂扫荡盐城的那时候也倒霉地碰上了日本鬼子。7月23日一大早他带着200多个师生在北秦庄被包围了。危急关头他抱起文件袋护着学生倒在了枪林弹雨中。才31岁的性命就这样停笔了，不过还给后人留下了一本没写完的《茅山下》前半部分。 新中国成立以后《七月》杂志因为胡风的案子一直被压着没敢拿出来看，丘东平的作品也跟着蒙上了灰尘。土地改革时分给他家的两亩地、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妈都受到了连累；他的老婆因为受不了斗争压力自杀了，老妈只能默默守着儿子的信和遗像过日子。 一直到了2010年海丰搞百年诞辰纪念会的时候这位“英勇的天才”才又被文学史给捡起来了。为了纪念他北秦庄把整个区域的名字改成了“东平乡”；他牺牲前站过的那座桥叫“东平桥”；当地中学干脆就把校名改成了“东平中学”。 好友胡风、周而复、彭柏山还有于逢这些人陆续把他的作品编成了集子：《东平短篇小说集》、《第七连》、《茅山下》、《沉郁的梅冷城》……每出一本新书都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补写。 在故居的展厅里聂绀弩写的三首诗还散发着墨香呢：“英雄树上没花开，马福兰村有草莱……” 诗句跟展柜里的原版书页互相照映着让人忍不住要低声读出来——那些字句好像刚从硝烟里头捞出来似的，烫手又滚热。 从故居往外走的时候广场上的水泥步廊被夕阳给镀上了一层金边。孩子们在廊下跑跑跳跳笑声撞在门楼的檐角上碎成一地的清脆声响。三十一年前的枪炮声早就没影了但是丘东平留下来的文字还在发光——它们就像一排排没出声的步枪守着历史的侧翼；也像一束束穿破时空的手电光柱照见了后来的人接着往前行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