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日发布一项关于智能手机过度依赖的调查结果，再次引发外界对未成年人数字生活方式的关注；调查覆盖韩国17个市和道，受访者年龄从3岁至69岁。数据显示，整体高风险人群占比为22.7%，且已连续五年下降；但青少年群体走势相反，预计到2025年青少年高风险比例将达43%，同比上升0.4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青少年已成为智能手机过度依赖最突出的群体之一。 （原因）受访分析认为，这个风险抬头与数字内容生态的快速变化密切有关：一是短视频与碎片化内容在青少年中更普及，算法推荐强化“即时反馈”，更容易导致长时间停留与频繁刷新；二是社交、游戏、直播等场景高度叠加，手机从通讯工具扩展为学习查询、同伴互动与娱乐消遣的综合入口，使用边界被不断模糊；三是新技术提升内容生产与传播效率，信息供给更密集、更具吸引力，客观上增加了青少年的接触频率与使用时长。叠加学业压力、同伴关系与自我认同等因素，部分青少年更倾向把手机使用当作情绪调节和压力释放的方式，进而形成依赖循环。 （影响）多项研究提示，智能设备过度使用可能伴随注意力下降、睡眠质量受损、学习效率降低等问题，并带来社交退缩、情绪波动等心理健康风险。对学校而言，课堂上频繁查看信息、参与线上互动会削弱师生互动，影响教学秩序与专注度。对家庭而言，管控方式若过于强硬，容易激化亲子矛盾；若完全放任，则可能让用机行为更加失序。更有一点是，在整体高风险比例下降的同时青少年却逆势上升，说明成年人自我管理与社会提醒机制可能在增强，但青少年仍普遍缺乏足够的自控能力和可替代活动供给，需要更细致的制度安排与教育引导。 （对策）针对校园场景的干预正逐步走向制度化。韩国国会于2025年8月通过新法，计划自2026年起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课堂禁止使用智能手机等设备。该规定聚焦“上课时间”这一关键环节，不以惩罚为导向，而是赋予校长和教师在校内制止学生使用手机的明确权限，旨在为课堂专注提供制度支撑。事实上，韩国不少学校自2023年起已依据地方教育部门的指导限制课堂用机，此次立法被视为把分散做法提升为全国统一标准，以减少执行差异，提高规则的可预期性与权威性。 另外，多方普遍认为，仅靠“课堂禁用”难以覆盖依赖形成的全过程。教育端需要同步加强数字素养与媒介教育，帮助学生建立时间管理、信息筛选、隐私保护与自我调节能力；家庭端应从“单纯限制”转向“共同制定规则”，在明确使用时段和内容边界的同时，提供运动、阅读、线下社交等替代选择；社会层面可通过完善面向青少年的内容分级与使用提醒机制、提升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等方式，构建更有支撑力支持网络。 （前景）从趋势看，数字化学习与线上社交仍将长期存在，关键不在于简单“去手机化”，而在于建立可执行、可持续的边界管理与教育治理框架。韩国推动课堂禁用的立法实践，发出以校园为抓手重塑注意力环境的政策信号，短期或有助于减少课堂分心、改善学习氛围；其中长期效果仍取决于学校执行细则、教师课堂管理能力、家庭协同程度，以及社会对青少年心理与行为支持体系的完善程度。若能把制度约束与能力培养同步推进，青少年数字生活的健康化有望取得更稳定的进展。
在数字化转型不可逆转的当下，韩国案例为全球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治理样本。这场关乎下一代成长质量的长期任务，既需要明确的制度边界，也离不开持续的教育引导。正如首尔国立儿童医院行为研究中心强调的：“解决问题的钥匙不在于消灭技术，而在于重建人与技术的主从关系。”只有家庭、学校与社会形成合力，才能在数字浪潮中为青少年构筑更稳固的健康成长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