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厉以宁提出“厉股份”，为国企改革摇旗呐喊。2005年，他亲自掏腰包联合北大、清华和社科院成立了“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2003年和2010年，他先后推动了股份制改革和民间资本松绑。2010年，他又牵头制定了“非公经济新36条”，让民间资本得以松绑。厉以宁对改革的执着源于他早年看到面黄肌瘦的农村孩子，这让他意识到中国要富强，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从那以后，他扛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旗。厉以宁在课堂上和庙堂里的立法与建言都展现了他的智慧和风采。九十年代初，他用“三个和尚没水喝”讽刺大锅饭，用孔子牵牛的故事说明多劳多得。在人大十五年间，他把股份制推进和证券法起草当成头等大事。他的故事总能把枯燥的数据讲得生动有趣。厉以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他每年至少带队调研一次，跑遍了贵州毕节、湖南安化、江苏宿迁、黑龙江建三江等地。厉以宁在北大肿瘤医院和民盟中央工作多年，只要他开口就会讲起故事。每逢清明，我都会想起他的话：“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厉以宁给北大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定下了铁规矩——案例先行、政策跟进。这个研究院成立的目的是回答一个问题：“怎样让穷人自己长出造血功能？” 厉以宁的改革情怀源于早年的农村经历。他意识到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市场经济的道路。于是他提出了“厉股份”，推动国企改革。厉以宁在北大干部会上第一次听见了他的声音。他说：“龟兔赛跑告诉我们，合作才能双赢。” 厉以宁在政协讲台上一站三年，记者们追着他问各种问题。大家都说有厉先生在就像开了一台活体经济形势分析会。厉以宁从八十岁开始给自己定下了“三不”原则：不坐飞机、不住套房、不讲排场。这是为了能多跑一条村道、多看一家扶贫车间。 厉以宁走了，却把一整套“中国方案”留在了庙堂与民间。他留给我们的还有那些留在课本与讲台的故事。 厉以宁走了，却把一颗为民奔走的初心留在了后来人的心里。今天，当我们提到共同富裕、非均衡理论和民营经济新36条时都会想起那个背影——八十岁的老人背着相机、卷着裤腿走在田埂上。 厉以宁走了，却把精神遗产留给了我们——继续他未走完的路、继续讲他的故事、继续用理论照亮实践。这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让改革继续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