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庙会复办带动乡村文艺升温 15村联办火神庙会筹资与规范并行

问题——庙会复办热度升温,资金与器材短板集中显现 进入1986年农历二月,当地迎来“二月二”等民俗节点。作为十五个村庄共同参与的年度活动,火神庙会改革开放后逐步恢复,成为周边群众重要的文化聚会与交流平台。连日来,各村文艺队伍加紧排练,村部广场锣鼓声不断,舞狮、锣鼓、秧歌等节目轮番合练,民间文化复苏的气息扑面而来。 但随着庙会临近,承办村庄在乐器、服装、道具各上的短板也愈发明显。以锣鼓器材为例,部分关键器械陈旧、规格偏小,难以满足联村演出需要;舞狮数量和演员配置也相对不足。如何有限时间内补齐短板,成为组织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原因——传统活动恢复快、集体经济薄、规范筹资意识不足 采访了解到,火神庙会曾因多种原因停办多年。恢复后参与热情高涨,但活动基础相对薄弱。一上,村集体可用于公共文化的资金有限,公共支出项目又增加,短期内难以集中投入;另一上,民俗演出对器材、训练和交通保障要求较高,联村活动规模越大,资金缺口越突出。 因此,负责统筹的村级组织者提出通过“集资”筹措经费,计划动员村内经济条件较好的住户出资支持。但测算后发现,仅靠村内自愿捐助难以快速填补缺口。随后,有人提出将集镇部分单位纳入筹资对象,甚至设想按“每家固定额度”筹集。基层干部指出,这些做法初衷是把活动办好,但若把握不好尺度,容易变成变相摊派,带来合规风险和负担反弹,也可能消耗庙会恢复以来积累的社会认同。 影响——办会热情与治理要求并行,处理不当易伤群众基础 庙会包含着乡土记忆与社区凝聚力。活动恢复既满足群众文化需求,也带动集市消费、便利周边农副产品流通,为乡村社会注入活力。尤其是一些外出务工或外单位工作的青年返乡参与排练与保障,更增强了乡村的联结感与认同感。 但另外,资金筹措若不透明、程序不规范,容易带来三上影响:其一,群众对“自愿支持”和“被动缴纳”的界限非常敏感,一旦形成压力,热情可能转为抵触;其二,向单位或商户“硬性收费”会扰乱正常营商与行政秩序,影响基层公信力;其三,经费使用若缺少公开监督,容易引发质疑,进而影响联村协作的稳定性。多位受访者表示,庙会要办得长久,关键不只热闹,更在规矩和口碑。 对策——以“自愿、公开、共担”为原则完善筹资与执行机制 根据当前筹备压力,多名基层干部和乡贤建议,以“把好事办好”为目标,尽快形成更可持续的组织方式。 一是明确筹资边界,坚决避免摊派。对群众捐助、企业或个体工商户赞助,应坚持自愿原则,可通过签字确认、开具收据、专账管理等方式提高规范性。 二是建立公开机制,提高资金使用透明度。建议由联村理事会或村民代表参与监督,定期公示收入与支出明细,重点公开器材采购、服装制作、交通保障等大项支出,让“每一笔钱花得明白”。 三是优化支出结构,突出“必要投入、分步升级”。在时间紧、缺口大的情况下,可优先保障安全与演出基本需求,器材升级分年度推进,避免一次性投入过大带来压力。 四是拓宽资源渠道,探索多元支持。在不增加群众负担的前提下,可争取文化站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业务指导;鼓励返乡青年、能人通过提供车辆、技术、培训等方式“以物代资”,减少现金支出;也可通过规范的冠名、公益演出回馈等形式吸引社会力量支持。 前景——民俗活动回归公共文化属性,乡村文化振兴更需制度护航 从当前庙会恢复的热度看,群众对传统节俗文化需求真实而旺盛。随着农村交通改善、人员流动加快,民俗活动既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也可能成为乡村产业和文旅融合的切入口。要让庙会从“恢复”走向“提升”,关键在于把民间热情转化为制度化、可持续的公共文化供给:既尊重传统、保留乡土味道,也要在安全管理、财务规范、文明节俭等上形成稳定规则。只有这样,联村协作才能更顺畅,传统活动才能办得长久、办出品质。

火神庙会的复兴故事,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从常来喜们的实践中可以看到,当传统遇上变革、乡土走向现代,被激发的不只是文化传承的活力,也包括基层治理的智慧。如何在新时代把这份文化自觉转化为更稳健的组织能力与发展动力,仍值得继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