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史蒂夫·谢勒现在把车停在路边等订单，可他不再是以前常驻欧洲与北美的新闻负责人了。这种职业转变其实不是他自己选的，而是过去两年一系列变故逼出来的：原来的机构把他给裁了，绿卡申请也卡了壳，孩子们的学业也被迫中断。为了活下来，他在2025年夏天把海外的房产给卖了，一个人回了美国，老婆孩子还在国外。他说现在的美国感觉跟1998年的意大利差不多陌生。那年他离开的时候，美国经济好着呢，住个合租公寓月租才300美元。可现在弗吉尼亚这边光是跟人合租个地下室就得掏2000美元。算下来跑网约车一年也挣不到36580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而他在这儿想要过点舒适日子，收入得是这个数的两倍才行。谢勒这种遭遇其实不少见。近几年美国中产阶层越来越少已经是研究的热点了。一方面产业结构变了、全球化竞争激烈导致那些中等收入的工作变少了；另一方面住房、教育、看病这些花销涨得飞快，工资却不涨。好多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庭一旦碰上失业、生病或者意外的事，很快就会掉到经济脆弱的边缘上。在他看来现在的美国政策环境让大家心里没底。他把矛头对准了移民政策被当工具用的现象，觉得这样转移了大家对经济结构问题的注意力。贸易政策弄的关税老是变、货币政策不明朗，再加上就业市场竞争太激烈，这些都把普通打工的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都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系统里孤零零地活着，离更惨的日子也就差一步了。”他在自述里写过这话。 虽说收入锐减、日子过得不如从前了，可谢勒还是觉得自己是个中产阶层。这种想法其实挺复杂的：身份不仅看赚多少钱，还跟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价值观都沾边。不过当经济条件撑不住原来的那种活法时，这种认同比之前要脆弱得多。他的职业变化也挺有象征意义的：从拿着笔记本当记者的观察者变成依赖手机里的算法派单的服务提供者，他的个人经历就是一部微观的社会经济变迁史。在他开的车里他见到了很多大清早去上班的乘客，好多人跟他一样在经济没底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史蒂夫·谢勒的经历是美国中产阶层困境的一个缩影。当以前的工作路子走不通了、家里因为跨国流动不得不分开、政策调整没顾上老百姓的实际问题时，个人的命运就跟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搅和在一起了。在技术变了、全球化变了、国内政策变了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怎么不让中产阶层变小、怎么让社会更包容更稳当，这是美国现在还得面对的难题。就像谢勒说的那样“我们都在这人世的波涛里晃悠”，怎么才能把船造得更结实点儿不光是个人的事儿也是社会往哪儿走的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