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面临困境的原因在于创作、发表和奖励机制的失衡。现在翻阅文学期刊或关注获奖作品，你可能会发觉，书里写的人和事，往往与我们日常生活毫无关联。这并非人们对文学失去兴趣，而是有些书籍先关上了门，把生活中的烟火气隔绝在外。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作家自身。一些作家过着安稳的生活，无需为生活琐事担忧，也不必担忧作品销量。按理说这是好事，但时间久了，人们容易陷入书房中难以自拔。他们习惯了“想当然”地创作，今天琢磨技巧，明天玩弄结构，笔下的故事越写越脱离实际生活。你若问他菜市场何时最热闹，他可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不是他们没有能力描写真实人物的生活，而是他们太久没和真实人物交谈。有些人甚至认为写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不够高级，必须写一些难懂的内容才能被称为文学。这显然是走入了误区。 再来看评奖问题。一本书好不好，主要由专家评委说了算。书卖了多少本、老百姓是否喜欢读这些因素似乎并不重要。这就奇怪了——有些书明明很受欢迎、读来温馨解渴，却不受专家青睐；反倒是一些令人费解的作品能轻松获奖。作家们为了迎合评委口味自然往“高深”方向努力，怕太直白显得不够格。 文学杂志也是如此。以前杂志靠读者订阅维持生计，编辑必须考虑大家爱看什么内容。现在许多杂志有财政拨款支持，不愁生存问题就渐渐与读者脱节。版面越来越高冷，文章越来越绕弯子。普通人翻两页就放下不再购买了。那些接地气的、描写街坊邻里酸甜苦辣的故事反而被视作“太通俗”而难以发表。 杂志本来是联系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但现在成了小圈子的后花园，再好的作品也无法被外界知晓。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惋惜。 汪曾祺就是一个例子。他在生活中寻找素材、随手写下文章，他的作品深受大众喜爱。这说明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都带有烟火气。 文章要想暖人心就必须回归现实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街边早餐铺、深夜末班车、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写书的人需要走进日常生活中去体验；评书的人需要倾听大家意见；办杂志的人也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目的是为谁服务。 否则书籍越出版越多但与读者距离越来越远，不仅浪费纸张还浪费读者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