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特殊遗产纠纷案，引发社会对无人继承财产如何处置的关注；案件当事人赵女士于2022年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生前未立遗嘱。其父母、祖父母及外祖父母均已离世，本人离异且无子女，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条所称“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律界人士指出，我国继承制度主要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基础。按照现行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本案中，赵女士的旁系亲属提出继承主张，但法院调查认为，其提交的医疗费垫付、日常照料等材料只能证明存一定经济资助，尚不足以达到法律所要求的“较多扶养义务”标准。值得关注的是，涉案房产估值约400万元，成为争议焦点。主审法官在判决书中指出，节假日探望等情感性往来不属于法定扶养范畴。最终，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一条裁定：房产收归国家用于公益事业；银行存款及保险金共计28.6万元，由4位举证较为充分的亲属按35%、25%、20%、15%的比例分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表示，此类案件近年有所增加，与独居人群上升、家庭结构趋于简化等变化对应的。数据显示，全国每年约有0.7%的遗产案件涉及无人继承情形。北京市公证协会数据亦显示，2023年遗产管理人指定公证办理量同比增长17%，反映出相关制度深入完善的现实需求。专家认为，本案判决具有三上参考价值：一是明确国家作为无人继承财产最终归属主体的法律依据；二是对“适当分得遗产”的司法认定边界作出更清晰的说明；三是提醒公众可通过遗嘱或意定监护等方式提前安排财产。目前，广州、上海等地已试点建立遗产管理人库，未来或将推动形成更完善的非继承性财产处置机制。
遗产分配不仅关乎家庭财产安排，也涉及法治秩序与社会责任。对个人而言，尽早作出遗嘱和受益安排，是对自己与他人的负责；对社会而言，让承担照护的人得到应有认可，同时让无人继承财产依法回归公共利益，才能在情理与法理之间形成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