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的冬天，巴黎古董摊上那本被偷走的《敦煌石窟录》让常书鸿萌生了保护文物的念头。他决定回甘肃敦煌，要把中国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建起来。当时他的妻子陈芝秀并不理解，她舍不得离开繁华的法国，也没法适应江南水乡那种柔美的生活。1936年的时候，国民党教育部把常书鸿请回了国，尽管国内局势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常书鸿还是毅然决然地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了中国。 到了1940年，常书鸿被任命为美术委员会常委，可他的心还是在敦煌文物上。他给陈芝秀提出想在重庆生孩子的想法，让她带着孩子回重庆。1943年那个飘着鹅毛大雪的冬天，常书鸿正骑着马在漫天白雪里狂奔，拼命呼喊着妻儿的名字。然而陈芝秀已经怀上了二胎，身体和心情都很沉重。国民党军官赵忠清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 赵忠清英俊温柔，取代了常书鸿在陈芝秀心中的位置。1944年新年过后，她提出了分手的要求。尽管常书鸿觉得时局不稳应该耐心等待，但她还是选择离开了敦煌，和赵忠清一起走了。 陈芝秀原本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可赵忠清却因为和国民党有染被认定为叛徒入狱处决。她的生活一下子变得艰难起来，最后嫁给了一名普通工人，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她想回到常书鸿身边却发现他已经再婚了而且不愿见她。 陈芝秀的儿子对母亲的选择充满了怨恨和失望，他说再也不想见母亲。她晚年沦为佣人想见儿子却遭到拒绝。她的一生都在悔恨和病痛中度过直到去世前也没能得到儿子的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