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刘世锦在论坛发言中指出，一些地区制定中长期发展建议时仍延续“抓投资、抓项目”的惯性，对消费、民生、需求的战略性意义认识不足。
实践表明，需求端特别是居民消费持续改善，不仅直接关系经济循环畅通，也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提供更稳固的市场基础和回报预期。
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可在促消费、保民生、扩需求方面探索先行举措，以更好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问题层面看，近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价格低迷、名义增长偏弱、地方债务负担较重、部分城市白领消费趋于谨慎、供需结构性错配等现象，并非孤立存在。
刘世锦将其归纳为“派生性问题”，认为这些表现与终端需求不足具有内在关联。
所谓终端需求，可理解为经济总需求中剔除生产性投资后剩余的部分，主要由居民消费以及与民生相关的非生产性投资构成。
终端需求偏弱，将使企业销售预期受压、产能释放受限，继而在价格、就业、财政和债务等方面形成连锁反应。
原因层面看，扩大消费之所以需要强调“源头治理”，关键在于终端需求结构中消费比重偏低这一“源头性问题”尚未得到根本缓解。
从更深层次看，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是部分群体收入增长与就业稳定性预期不足，导致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二是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支出压力与不确定性，使居民更倾向于预防性储蓄；三是一些地方发展方式对投资拉动依赖较强，公共资源更多投向“看得见”的工程和项目，消费环境与公共服务供给的精细化程度相对不足；四是供给侧在部分领域出现结构性错配，消费升级与产品服务供给之间仍存在“缺口”，抑制了有效需求释放。
上述因素叠加，使消费在终端需求中的支撑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影响层面看，终端需求不足不仅拖累短期增长动能，更会影响中长期结构优化。
刘世锦强调，消费与投资并非此消彼长的简单替代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同向增长的系统关系：终端需求增长更快，将带动企业扩大再投资和技术改造；反之，若终端需求增长缓慢甚至相对收缩，容易出现产能利用率下降、竞争加剧导致价格走弱，并通过企业盈利回落、税基收缩等渠道放大地方财政压力与债务负担。
其援引投资数据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与产能利用率走低之间存在明显关联，这意味着单纯依赖投资扩张而忽视需求修复，既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也可能加剧结构性矛盾。
对策层面看，扩大消费应把握“源头—机制—环境”三条主线，形成政策合力。
第一，围绕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着力稳就业、促增收，增强重点群体收入预期，推动劳动报酬与生产率提升相协调。
第二，围绕降低居民后顾之忧，加快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通过减轻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压力释放消费潜力。
第三，围绕消费供给与环境优化，推动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完善县域商业体系和现代物流体系，促进绿色、数字、健康等新型消费发展，并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升消费便利度与安全感。
第四，地方政府在谋划发展时应更加重视“投资结构优化”而非“投资规模冲动”，把更多资金和资源投向与民生相关、可形成长期收益的领域，增强财政可持续性，避免以短期项目冲量替代长期需求培育。
第五，在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应更加重视需求牵引作用，通过扩大有效需求形成更稳定的创新回报机制，让技术进步与市场扩张相互促进。
前景层面看，若各地在“十五五”谋划中更突出民生导向和需求导向，把扩大消费摆在更重要位置，并通过制度性安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与预期，终端需求有望逐步回到更合理水平。
随着需求修复带动企业投资与就业改善，经济循环将更顺畅，价格运行更趋合理，地方财政与债务压力也有望在增长与结构优化中逐步缓释。
从更长周期观察，消费扩容提质还将推动服务业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内需支撑。
刘世锦的发言为当前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扩大终端消费需求不仅是短期稳增长的关键，更是破解结构性矛盾、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和企业需以更大魄力推动消费与投资的动态平衡，为中国经济注入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