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渊源：一所大学与一座名山的百年结缘 丹霞山位于广东韶关仁化县，以典型的红层地貌闻名，是中国丹霞地貌的命名地和世界自然遗产地。中山大学与这片赤壁丹崖的学术联系可以追溯到约一个世纪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地质学家冯景兰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学成归国。科罗拉多高原是全球红层地貌最典型的区域之一，这段求学经历为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归国后，冯景兰在中山大学两广地质研究所工作，1927年赴仁化实地考察，首次对这片红层地貌进行系统研究，开启了丹霞山科学研究的序幕。 此后数十年间，陈国达、吴尚时、曾昭璇、黄进、彭华等学者相继投身丹霞研究。他们在中山大学执教或求学，亦师亦友，用毕生精力共同奠定了丹霞山作为中国丹霞地貌研究中心的学术地位，为这片土地的自然保护留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 二、缘起致敬：一个约定如何在八年间次第兑现 2018年，长期从事丹霞地貌研究的彭华教授去世，学界为之惋惜。当时中山大学正在丹霞山进行补充科学考察，团队发现了一种柿树科新种。研究者与丹霞山管理部门决定将这个新种命名为"彭华柿"，以此纪念彭华教授的学术贡献。 此命名引发了更深层的思考。研究者们意识到，丹霞地貌独特的地质条件与生物物种之间存在特殊的协同演化关系，生长于此的植物新种本身就是这片土地地质历史的生命见证。由此，学者们达成一个约定：将在丹霞山陆续发现的植物新种，分别献给六位开创丹霞地貌研究的先驱学者。 八年来，这个约定逐步兑现。"黄进报春苣苔""国达铁角蕨""景兰景天""昭璇梨"相继发表，直到今年初"尚时茶"的命名，冯景兰、陈国达、吴尚时、曾昭璇、黄进、彭华六位先驱的名字终于全部镌刻在丹霞山的生物多样性名录上，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聚首。 三、科学价值：生物多样性研究与地质研究的深度交融 这场命名行动背后，是中山大学在丹霞山百年的生物学研究积累。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山大学生物学系师生就在丹霞山开展生物与生态教学实习，百年来累计采集动植物标本近万份，形成了珍贵的科学档案。 这些标本的科研价值持续释放。一份1941年采集的昆虫标本，在沉寂八十多年后，于2023年被鉴定为新物种，正式命名为"丹霞真龙虱"，成为历史标本焕发新生的典范。 从地质地貌研究到生物多样性调查，从野外采集到基因测序，中山大学在丹霞山的科研实践跨越多个学科领域，反映了自然科学研究从单一学科向多学科协同发展的规律。植物新种的命名既是对先驱学者的人文致敬，也是对丹霞山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科学确认，两者在此交汇，提供了这多项命名行动更深远的意义。 四、前景展望：国家公园建设背景下的持续深耕 丹霞山正加快国家公园创建工作，科学研究的深入为这一进程提供了重要支撑。来自中山大学地质、生态、地理、考古、旅游、农学、数学等多个学科的师生仍在丹霞山开展科研与实践活动，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格局正在形成。 同时，丹霞山独特的地质与生态价值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围绕丹霞地貌及其生物生态系统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种开放的学术生态有助于深化对丹霞山自然价值的认知，也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更坚实的知识基础。
从地质锤的敲击声到基因测序仪的精密运转，从赤壁丹崖的壮丽到显微镜下的生命奥秘，丹霞山与中山大学的百年科研情谊见证了中国科学家代际传承的故事；这种以科学发现致敬科学精神的方式，让先驱之名永驻自然史册，也启迪着后来者在前人基础上不断开拓创新。当"尚时茶"在丹霞峭壁间绽放新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植物的生命力，更是中国科研事业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