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建筑师都抱怨说，在中国搞设计太难了，尤其是在这种“双轨制”下。老国企大院留下来的好处也变成了束缚，以前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思路现在怎么也改不了，搞市场化反而让很多人觉得不适应。像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这些大院，干脆直接把下面的分院变成工作室集群，年轻人在里面做主搞设计，只要方案做出来甲方满意就能赚钱。但问题是这就像在刀尖上跳舞，方案一旦通不过评审，收入立马腰斩。 西南那边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专门挑重大项目给工作室做，答应事成之后有重奖。可这事儿也挺不靠谱的，重大项目本来就不多，而且每年奖励政策都在变。到时候能不能按时交出活儿来全靠自觉，谁心里都没底。西北的路子更是野，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把门槛降到了零，只要交点管理费就能挂牌营业。结果就是优胜劣汰特别残酷，淘汰率高达20%。 最有意思的还是名人模式，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把门栏垒得高高的。导师得是大牛级别的人物，团队也得够厚实。崔愷、李兴钢、陈一峰这几位大师就是在这儿孵化出来的，他们的工作室品牌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但这就造成了一个怪现象：名声越大越容易把其他工作室挤兑得没活路。 市场也不厚道啊。设计费本来就被层层抽走了不少，到了工作室手里往往只剩下定额的50%甚至更少。可是甲方还在拼命比价、比稿、比效果图。一轮轮折腾下来，老板们心里苦啊，一边想保住情怀做精品，一边还得为了生存发愁。 更让人无奈的是“大院”的背景既是保护罩也是紧箍咒。大院要保品牌，个人要拼名气；年轻人想快点成名挣钱；老一辈的建筑师又想慢工出细活做精品。这两股力量碰撞在一起就会产生代际冲突。 还有退休政策也很扎心。一刀切的规定把建筑师的创作寿命给腰斩了。很多工作室的领头人都年过半百了，他们手里握着经验和资源却不能随意动弹。要是真能像当年包产到户那样彻底松绑让他们自由执业？那“大院”的牌子估计也保不住了。 这真是个两难的选择啊。“大院”想留着品牌就得对工作室多加扶持；但如果永远都不放开手给他们真正的市场竞争力？那这条路也走不远。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搞个动态平衡。短期里大院得像呵护女儿一样扶一把工作室；长期里就得在注册制度、责任追究、税收优惠这些方面给工作室松绑。只有让建筑师负责制真正落地、执业环境回归公平的时候；工作室才不会再是夹缝里的实验品；而是成为推动中国建筑设计现代化的真正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