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规则一致、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自贸区作为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优化营商环境诸上已有明显成效，但规则对接的精细程度、重点领域开放的系统推进以及风险治理的协同能力上，仍面临新任务：一上，各地制度创新成果如何更大范围内复制推广，形成可预期、可落地的统一规则体系；另一上，数据、金融、专业服务等新型要素跨境流动加快，对制度供给和风险防控提出更高标准。 原因——权忠光认为，自贸区建设坚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北京、上海浦东等依托资源禀赋形成示范效应，但也带来“差异化探索多、统一化衔接不足”的现实挑战。随着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高标准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条款、竞争政策等上更强调透明、可执行和一致；同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身份认证、电子签名互认等新议题成为制度竞争的焦点。若缺少更细化的制度接口和配套机制，可能降低要素流动效率、影响企业预期稳定，进而制约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的形成。 影响——从全国统一大市场角度看，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外溢效应越强，越能推动破除区域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并为产业链供应链优化配置提供制度支撑。从外资外贸角度看，对接高标准规则有助于提升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增强外资企业信心，带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从长远看，通过制度型开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规则体系，有利于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制度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也会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策——围绕“规则对接、开放突破、保障体系”三上，权忠光提出系统性建议。 其一，细化规则衔接路径，夯实制度对接基础。建议聚焦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条款、竞争中性等关键议题，形成更可操作的对接清单和实施细则，推动差异化试点与精准衔接并行。以上海为依托，发挥立法探索空间，围绕数字经济、政府采购、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开展规则变通与压力测试，形成与国际规则衔接的地方实施细则；以北京为样板，突出“全链条开放”导向，完善外资企业权益保障机制，探索政策执行“统一对外”服务模式，提升政策落地一致性，确保国民待遇等要求可感可及。同时，加快成熟经验复制推广，推动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等核心举措覆盖更大范围，带动规则互通与制度集成。 其二，聚焦重点领域扩大开放，提升产业开放能级。权忠光建议依托统一大市场建设，更优化跨境服务贸易管理规则，稳步扩大电信、医疗、互联网等领域开放试点，并围绕金融开放、数字贸易、绿色低碳等开展压力测试和制度评估。支持自贸区建设数字贸易创新平台，探索跨境数据分类分级管理，推动电子签名、数字身份等规则互认互通，提升跨境交易效率。金融方面，推进更高水平双向开放，拓展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支持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绿色低碳方面，完善碳定价与ESG信息披露等规则体系，推动出口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标准与国际接轨，以制度创新带动企业绿色转型和产业升级。 其三，完善法治与风控配套，保障开放行稳致远。权忠光认为，高水平开放要与高水平安全相匹配。建议健全法治保障和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跨境资金流动、数据出境等关键领域的动态监测，建立分级响应预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持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跨境政务服务，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外资准入与业务办理流程。同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反垄断与公平竞争审查，维护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前景——受访者认为，自贸区下一阶段的重点在于从“点上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既要保持因地制宜的探索活力，也要用可复制的制度成果增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则供给能力。随着数字贸易、绿色低碳和现代服务业成为国际竞争新高地，自贸区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深度与速度，将更大程度决定我国制度型开放的质量。通过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并强化风险治理，有望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是一场深水区改革——既要有打破利益藩篱的决心——也要以全球视野构建适配新发展格局的规则体系；当知识产权保护日益成为国际竞争中的“隐性门槛”，当碳足迹认证演变为新的贸易要求，中国正通过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这场面向未来的制度变革，不仅将重塑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也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