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创投信心回升之下，结构性矛盾仍待破解。 近期，创投行业出现一定程度回暖迹象。宗佩民接受采访时表示，2025年市场在投资总量与情绪层面均有所修复，资本市场表现改善为行业“喘息”提供了空间。面向2026年，他判断创投募资、投资有望深入放量，甚至可能冲击历史高位。同时——他也强调——行业并非只有“景气”一面，尤其是早期投资端的制度安排与风险分担机制，仍存在影响创新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原因——资本市场循环修复与硬科技突破，构成景气上行两条主线。 宗佩民认为，创投行业能否走出周期低谷，关键在于“资金—资产—退出—再投资”的循环是否顺畅。资本市场回暖带动存量资产价值修复，有助于提升退出效率与资金回流能力，从而改善机构再投资与再募资的基础条件。这个逻辑链条一旦稳定，市场风险偏好与资源配置效率都会发生变化。 更重要的变量来自产业端。他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国际竞争焦点领域为例指出，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从“跟跑、并跑”加速向局部“领跑”演进，创新供给呈现“加密”趋势。在他看来，硬科技的突破更像一次“群体性跃迁”：一上，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增强，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的速度加快；另一方面，新一轮技术路线与产品形态迭代，使得高质量项目供给增多，为创投提供更可持续的标的基础。对于生物医药领域，他特别提到，产业正从以往偏重仿制与改良的阶段，逐步迈向更具原创性的方向，细胞药物等新赛道或将成为未来竞争的重要看点。 影响——国有资本入局稳定预期，但早期生态面临“短周期化”“强约束化”压力。 谈及行业变化，宗佩民将其概括为“根本性转变”。在他看来，早期阶段我国创投更多借鉴国际成熟市场经验，以民间资本为主，基金体量相对小，但在期限设置与风险承担上更具“耐心资本”特征，更接近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原始形态。近年来，国有资本成为重要出资方，为行业带来更强的资金供给与稳健性，同时也带来新的约束条件。 他指出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基金期限偏短。科技创业往往需要较长研发验证、产品导入与市场爬坡周期，而部分基金期限安排与项目成长规律不匹配，可能导致投资机构在关键阶段承受退出压力，影响对企业长期研发与战略投入的支持力度。第二个问题是回购条款的普遍化倾向。他认为，早期投资更应依靠股权风险共担与长期价值增值实现回报，若回购安排过度刚性，一旦触发纠纷，容易造成投资人与创业者“双输”：投资资金回收不确定性上升，创业者经营与信用风险加大，进而影响创业活动的稳定预期与社会创新活力。 在宗佩民看来，创投生态的“源头”在天使与早期投资。只有源头活水充沛，更多“小树苗”才能成长为产业“参天大树”。如果早期资本供给收缩或风险承担机制被削弱，优质项目的萌芽阶段将更难获得支持，后期投资也将面临“无米下锅”的困境，创新策源能力可能受影响。 对策——以长期资本供给和制度优化，修复早期投资激励相容机制。 针对上述挑战，宗佩民提出的思路集中在两点：一是推动更匹配科技创新规律的资金安排，提升“长周期”资本比重，探索更灵活的基金期限、接续基金与容错机制，使投资决策能够更好服务技术产业化的长期过程；二是优化投资条款结构，减少对创业主体经营活力的挤压，更多通过股权治理、专业服务与产业资源赋能来控制风险，而非以可能引发对立的刚性回购约束替代风险投资应有的风险共担。 他同时强调，硬科技投资需要“慢变量”。在不确定性较高的技术赛道，资本不仅是资金提供者，也应成为长期陪伴者与资源组织者，通过对研发、人才、市场与供应链的持续支持，帮助创新从不确定走向确定。华睿投资坚持的“投资+服务”模式、长周期早期投入路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其背后逻辑在于：硬科技的价值兑现往往滞后，但一旦形成突破，所带来的产业带动效应更强，回报也更具持续性。 前景——创投“量”的回升更需“质”提升，硬科技或成下一轮结构性机遇主战场。 展望未来，宗佩民认为，如果资本市场循环进一步顺畅、科技创新持续涌现高质量供给，创投行业有望迎来新一轮景气窗口。但他也提醒，景气并不等同于无差别扩张。创投机构需要在热度上行时保持定力，避免同质化竞争与短期逐利，回到投资本质：在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和关键企业上形成长期投入能力，以专业判断和服务能力穿越周期。
在科技创新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投行业负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任。宗佩民24年的投资经验表明：既要抓住时代机遇，也要坚守价值投资本质；既要适应市场变化，更要尊重创新规律。当资本与科技深度融合，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将获得更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