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率已经超过60%，土地却每年以数万亩的速度在减少。这种土地紧张的局面让人们开始思考，未来谁来种地？年轻人往往把进工厂、写字楼看成更有前途的选择，而把种地当作不得已的退路。但是当种地只剩下这一种选择时，谁还愿意当农民呢？答案或许在于土地的稀缺性。耕地在不少农村已经不足以维持生计，每人分到的地不到一亩，种两季稻谷最多只能赚两三千元。相比之下，在工厂加班一个月就能拿到五千块钱还管吃住，所以种地给人感觉连保姆都不如。这种情况下，小片地成了鸡肋般的存在。 四五十岁的人们找不到工厂的工作岗位，他们只能依靠土地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他们抱怨地少却在地里不停劳作，因为生活把他们紧紧压在这片土地上。而有一部分人却选择反其道而行之，这些80后把几百亩的土地租下来，自己当起了“地主”。他们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取代传统的人力劳动，把种地做成规模生意。 土地越少制度就越显得锋利，五把隐形的镰刀正在割断农民与土地的纽带。户籍政策使得进城容易但回来难；政策弹性大导致“撂荒两个月就被收回”的情况普遍存在；免税政策虽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却割断了他们对公粮身份的认同感；城市化政策把优惠全部指向城市而留下农村空心化标签；职业预期让打工的月收入超过一万块钱时谁还愿意在田里辛苦劳作？ 城市化率突破60%的同时耕地不断减少。“后继无人”并非危言耸听，如果最后一块撂荒地也被租金覆盖粮食从何而来呢？或许答案不在年轻人身上而是在于制度和土地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如果让土地像资本一样可以抵押、继承和交易；如果让种地像工程师一样体面且有长期回报；那么年轻人或许会重新系好围裙走进稻浪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