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临床与科研“两张皮”仍待打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提升爱国卫生运动成效、强化公共卫生能力。围绕健康中国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南昌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晔光认为，面对重大疾病防治、公共卫生安全和生物医药创新竞争的新形势，亟须壮大既懂临床又能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医师科学家”队伍。现实中，临床医生科研训练不系统、科研人才对临床理解不足的情况仍较普遍，导致从临床问题提出到科研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链条不够顺畅，医师科学家培养尚未形成体系化、规模化、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原因——人才供给结构与培养机制不匹配。陈晔光指出，近年来我国通过“拔尖计划2.0”“强基计划”等项目，持续加强生命医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水平医学教育与科研平台建设也推进。但从行业需求看，医师科学家所需的复合能力培养周期长、路径复杂、投入高，单靠传统医学教育或单一科研训练难以支撑。一上——临床工作强度大——青年医生难以长期稳定投入科研，时间与条件不足；另一方面，培养环节分散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之间，课程体系、科研训练、临床轮转与导师机制衔接不紧，跨学科资源共享仍存在障碍。同时，评价导向与激励机制仍需调整，部分单位更看重短期论文产出或单一指标，削弱了对长期转化研究与原创突破的支持。 影响——事关医学创新效率与公共卫生韧性提升。医师科学家队伍建设被认为是推动医学从“经验驱动”转向“证据与创新驱动”的关键支点。业内人士分析，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慢病负担加重以及传染病风险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临床问题更复杂，对新药研发、诊疗技术迭代、精准医学和智慧医疗提出更高要求。若医师科学家培养跟不上，将影响重大疾病攻关的组织效率与成果转化速度，也会限制医疗机构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科研快速响应，不利于卫生健康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展。 对策——从“四个维度”系统发力，形成可复制的制度安排。陈晔光建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师科学家培养体系，应在政策体系、试点引领、培养模式、评价激励四个维度联合推进。其一，完善顶层政策与制度供给，围绕医师科学家成长规律，明确培养目标、周期与资源保障，让医教研协同在制度层面更可执行、可考核、可持续。其二，推进试点先行与示范带动，依托高水平大学、附属医院和国家医学中心等平台，探索贯通式培养路径，在招生选拔、导师组配置、临床科研一体化平台使用各上形成可推广经验。其三，优化培养模式，突出“临床问题牵引、科研能力支撑、交叉学科融合”的训练体系，鼓励多学科团队共同指导，加强统计学、数据科学、工程技术与生物医学的交叉培养，提升从临床观察到机制研究再到转化应用的综合能力。其四，改进评价与激励，建立更符合医学创新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突出临床价值与原创贡献，完善岗位晋升、科研支持与薪酬绩效的联动机制，为青年医生持续开展高质量研究提供稳定的时间、平台与保障。 前景——以人才体系建设带动健康事业与产业协同升级。受访专家认为，医师科学家培养体系一旦形成稳定机制，将有助于提升临床研究质量，加快创新药械与诊疗方案的国产化与迭代升级，推动区域医学高地和学科集群建设。同时，通过加强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的协同训练，可提升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科研应对能力，增强卫生体系韧性。随着政策牵引、试点扩面和评价改革逐步落地，我国医师科学家队伍有望实现从“个体探索”向“体系培养”的转变，为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提供更坚实的人才支撑。
医学人才培养关系国民健康福祉与国家科技竞争力。陈晔光代表的建议为破解我国医师科学家培养难题提供了更系统的路径。随着有关政策措施落地，中国特色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有望加快成形，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也可为全球医学人才培养与医学创新提供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