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农业县域，家事矛盾常与婚姻变动、抚养责任、代际照护交织。处置不当，既可能形成长期对立，也容易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持续影响。襄城县十里铺镇高庄村的一起抚养费纠纷中，原告为一名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冬冬”（化名）。其父亲多年前去世，母亲再婚后，冬冬主要由祖父母照料。抚养费长期缺位，家庭矛盾逐步累积，孩子的学习、情绪和成长也因此承受压力。 原因—— 家事纠纷表面是费用争议，深层往往是情感裂痕、责任认知差异与沟通缺失叠加。就该案而言，一上，家庭结构变化带来抚养责任的重新分担，祖辈照护与母亲再婚后的生活安排缺少衔接；另一方面，乡村家庭对法律义务的理解不一，对抚养与探望的界限、对“支付抚养费”与“履行责任”的关系认识不同，容易陷入“说不清、理还乱”。再加之当事人缺少面对面沟通渠道，情绪化表达替代理性协商，矛盾反复拉扯。 影响—— 对家庭而言，抚养费纠纷久拖不决，最直接的后果是照护资源紧张、亲属关系紧绷，甚至诱发新的对立；对未成年人而言，经济供给不稳定与关系冲突长期化，可能学习状态、同伴交往、心理安全感各上留下隐性影响。对基层治理而言，家事纠纷虽多是“家门口的事”，但一旦外溢到村组、学校乃至公共空间，就会增加基层调处成本，影响乡村社会稳定。实践中，“案结”并不必然等于“事了”，尤其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案件，更需要关注矛盾是否真正缓和、责任是否持续落实。 对策—— 为提升家事纠纷治理效能，襄城县法院依托城关法庭探索家事审判机制。该庭由9名女干警组成，集中管辖全县家事案件，被群众称为“女子法庭”。在这起抚养费纠纷中，法官没有止步于常规审理，而是把“调查在前、调解优先、回访跟进”作为关键抓手：一是设置家事调查环节，通过走访村委、进校了解、联系有关当事人等方式，尽量摸清家庭实际困难、矛盾焦点和心理状态，为后续调解提供依据；二是坚持诉前与庭前多轮调解，围绕抚养费支付安排等核心问题反复沟通，推动当事人从对抗转向协商；三是案结后登门回访，把关注点从“钱是否到位”延伸到孩子的学习、情绪与生活变化，及时发现新的风险点和现实需求。 据介绍，该案在数月内历经十余次调解，最终促成冬冬母亲同意支付抚养费。寒假伊始，法官再次到冬冬家回访，现场了解其学习进步、日常运动与家庭互动情况，并向祖父母询问现实困难。这样的回访并非程序要求，却成为当地家事审判工作中提升调解成功率和履行到位率的有效做法：先把情况摸清，把问题谈开，把可能的后续风险提前纳入考虑，调解才能更有针对性，也更便于执行和持续落实。 前景—— 从个案看，家事调查与回访机制既有助于促成抚养费等义务落实，也有利于将未成年人保护贯穿纠纷化解全过程；从治理层面看，这个做法回应了县域社会对“家事无小事”的现实需求，有助于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下一步，如要更提高制度化水平，可在现有探索基础上加强与学校、妇联、民政、村级组织等多方协同，形成信息互通、心理支持、法律宣传与困难帮扶的联动机制；同时，对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建立更清晰的跟踪评估与风险提示，推动“案结事了人和”更好落地。
夕阳映照着农家小院，法官与孩子的拉钩约定，成为基层司法守护未成年人的一个温暖瞬间。从一纸判决到持续回访，从化解纠纷到修复亲情，这些走在乡间小道上的女法官们，以更细致的工作把责任落到实处，也让新时代“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在基层有了更具体的呈现。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这样的司法实践正不断累积起法治惠民的真实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