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化时代“帝国话题”缘何再度升温 俞可平《论帝国的兴衰》（刊载于《山西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中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21世纪以来，帝国研究明显回潮，并逐步拓展到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该趋势并非单纯出于对历史的再度迷恋，而与全球化对现代政治秩序的持续冲击密切涉及的——一上，跨国资本、信息网络、供应链以及全球议题不断削弱传统主权边界的“排他性”；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尚未形成足以替代民族国家体系的有效秩序供给机制，进而引发对“帝国”这一历史上重要政治形态的重新想象与讨论。 原因——从去殖民化到多极化：国际格局深度调整引发学术回看 文章梳理了战后帝国话语长期降温的背景。二战结束不仅终结了欧洲主导的传统世界政治格局，也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大量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走向独立，殖民帝国体系随之瓦解，主权国家成为国际体系的基本单元。这一语境下，“帝国”更多被视为压迫、侵略与殖民的象征，相关研究在相当时期内让位于民族国家研究。 进入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政治再次出现结构性转变：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上升；另外，全球化加速推进，国际分工更复杂，跨境流动更频繁。俞可平认为，这些变化动摇了人们对民族国家边界、国家能力与主权功能的传统理解，迫使研究者重新追问：在跨国力量快速扩张、国际制度供给相对滞后的情况下，权力如何组织、秩序如何维系、治理如何实现。作为长期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政治形态，帝国自然成为解释与比较的重要参照。 影响——“帝国研究回归”折射秩序焦虑，也提示治理反思 从学术层面看，帝国研究的回潮意味着研究视角从“国家是什么”更转向“秩序如何生成”。帝国并非仅指疆域扩张，更涉及多民族、多地区的整合方式、权力层级结构、治理机制与合法性叙事。俞可平注意到，近年相关著作、研讨会与公共讨论明显增多，研究议题也不再局限于传统殖民帝国史，而是延伸到对全球化政治秩序及其运行逻辑的分析。 从现实层面看，这一回潮反映出国际社会对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忧上升。全球化强化了互联互依，也放大了金融风险外溢、地缘冲突、公共卫生事件、能源与粮食安全等跨境问题的连锁效应。当国家能力与国际机制之间出现落差，社会对“更强的整合力量”和“更统一的规则供给”更容易产生期待，帝国研究因此既是历史回望，也成为映照当下治理困境的一个窗口。同时，文章提醒需警惕对帝国的浪漫化或工具化解读：帝国历史同样伴随压迫与不平等，其经验难以直接移植到当代。 对策——以历史镜鉴回应现实挑战：在主权原则与全球治理间寻求平衡 俞可平的讨论为理解当代治理议题提供了方法论提示：第一，应从宏观结构视角观察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重塑，既要看到跨国问题对单一国家治理能力的挤压，也要承认国家仍是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制度供给的关键主体。第二，应加强对国际秩序演变规律的比较研究，借助帝国兴衰的历史案例，分析权力扩张与治理成本、秩序供给与合法性基础之间的张力，为完善国际制度、提升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提供参考。第三，在公共讨论层面，需要更严谨的概念辨析，区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策议题，避免以“帝国”叙事遮蔽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 前景——在秩序重构期深化研究，推动更具包容性的规则供给 可以预见，随着全球化进入深水区，国际格局调整与全球治理需求将长期并存，“帝国研究回归”的趋势仍将延续。未来研究或将进一步聚焦三上：其一，全球化条件下权力与资源的跨境配置机制；其二，多元文明与多层级治理的协调方式；其三，国际规则的合法性来源及其可持续性。俞可平的观点提示，现实并非“回到帝国”与“固守民族国家”的简单二选一，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更有效、更公平、更可预期的国际秩序安排。
帝国的兴衰史，本质上是一部关于“权力如何被约束、秩序如何获得认可、治理如何回应民意”的政治史。帝国研究的回归，折射出当下世界对秩序与安全的现实关切。面向未来，各国更需要通过合作弥合分歧——以规则约束力量——以治理改善民生，让历史研究成为避免重蹈覆辙的提醒，而不是强权逻辑回潮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