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内需不足的深层挑战，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43%，明显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刘俏教授分析认为，这与“低价格竞争—企业利润压缩—劳动者收入受限”的结构性循环有关，要走出困局，需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 在需求侧，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是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为4%，远低于美国的16%-17%。若通过农村“三权”市场化改革、优化资本市场回报机制等方式，将该比例提升至国际平均水平，有望带动居民收入占比提高12-13个百分点。此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同样关键。研究显示，2.55亿城市灵活就业人员若获得户籍与均等公共服务，其消费意愿将提高28%，潜在新增消费规模超过万亿元。 供给侧改革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政策组合。财政政策可通过“以明换暗”的债务重组来控制风险；货币政策应更多聚焦结构性工具——存量房贷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年均可为居民减负1872亿元。针对吸纳80%劳动力的中小微企业，加大定向融资支持既有助于稳就业，也能通过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间接带动消费回升。 值得关注的是，“反内卷”已出现积极变化。随着生产价格指数降幅收窄，企业正在从单纯的低价竞争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主。叠加“大出海”战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收入占比升至16%，为国内价格体系优化与劳动者增收提供了空间。这种“内外双循环”的推进方式，有望形成质量提升与收入增长的正向互动。 展望未来，刘俏强调政策需要持续聚焦两项关键变量：边际消费倾向与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更紧密结合，中国有望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同步实现供给升级与需求释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定的支撑。
提振消费，关键在于让居民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要从打破“低价低利低薪”的结构性循环入手，以增收为基础，配合改革与政策共同推进，这既是扩大内需的现实路径，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长期选择。将更多资源投向人的发展与能力提升，推动产业升级与民生改善相互促进，才能把内需潜力转化为增长动力，让经济循环运行得更顺畅、更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