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刘基在《多能鄙事》和朱升在《茗理》中提到的兰膏红茶与酥签红茶，给后人展示了武夷山四百年前的发酵技艺。冯绍裘在凤庆顺宁实验茶厂用16.7吨工夫红茶打响第一枪后，“云红”便在1940年有了名字。次年，白孟愚带着揉茶机和发电机来到南糯山，建起了南糯山茶厂，让云南终于有了自己的红茶。虽说武夷山桐木关年均降水高达1960毫米，可潮湿的春天气候让太阳很难露面。但在云南，春旱少雨加上充足的日照成了天然的“烘干机”，这就把晒青毛茶晾在竹席上晒出了一种蜜糖香。 把这个“蜜糖香”说透彻，就得回到1938年到1940年之间的那场变革。1939年南糯山茶厂的试产成功和冯绍裘的实验让云南红茶走出了自己的路。当年的荷兰人把小种红茶带往英国，促成了世界红茶的全球化传播。随着时间的推移，烘干红茶因为无需担心青草味而占据主流，这也让早期的晒红只能停留在小众试制阶段。直到生晒新茶流行开来，消费者接受了那股“太阳味”，晒红才迎来了第一批真正的买家。 把消费者的需求与现实结合起来看，“能晒则晒，该烘则烘”才是云南制茶的最低配置。无论是生普需要唤醒活性，还是熟普需要散去堆味；无论是红茶萎凋不足需要补晒，还是阳光解决不了问题要靠烘房——这些工艺的高低贵贱之分完全取决于天气与需求。今年后月红初制所晒出了30吨古树红茶。这种情况与去年晒出7吨相比显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就像把晒干捧成“神秘技艺”其实是商人给太阳加了层滤镜一样，我们建立大型专业晒红工厂也不是为了神话太阳。而是要让每一缕阳光都照进真实的需求。 就像今年第七款众筹古树晒红上架时我把它摆在车间门口最显眼的位置一样。当晒干不再需要包装成“黑科技”，它就能像普通茶叶一样在阳光与雨露之间自由呼吸了。随着古树茶、小树茶、台地茶统统排队晒太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太阳也忙不过来了。这时我们就需要回归初心：让茶回归茶。 这种初心就像是“生吃为药、熟煮为菜”一样不会改变——愿每一杯滇红都能喝出云岭春日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