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史中，洪武三年（1370年）的一次君臣对话堪称关键转折点；时任御史中丞的刘伯温在告老还乡前夕，向明太祖朱元璋呈上两项关乎国运的战略建议，却因多种因素未被采纳，随后国家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被后世誉为“渡江策士无双”的刘伯温，首先直指凤阳不宜建都的现实问题。作为熟悉堪舆与治国之道的政治家，他从军事防御、物资运输与地理条件三上说明：凤阳虽是“龙兴之地”，但缺少天然屏障，水陆转运不畅，周边物产也难以长期支撑都城消耗。然而朱元璋正受乡土情结影响，动用大量民力修建中都，工程过于庞大引发民怨，最终不得不中止，造成显著的人力物力浪费。 关于北方边患的提醒更具前瞻性。刘伯温特别提出要警惕元将王保保的军事威胁，强调这位“天下奇男子”所率北元残余仍具相当战斗力。但在洪武五年（1372年）北伐中，明军因轻敌冒进于和林遭遇惨败，阵亡将士逾万，印证了此前预警。史载朱元璋此时才想起刘伯温的劝谏，感叹“早从伯温之言，不致有此”。 更看这两次决策失误，折射出封建皇权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其一，开国君主容易陷入“胜利者心态”，以个人情感压过国家利益；其二，言路不畅使专业意见难以穿透权力层级。需要指出，刘伯温身为御史中丞本应发挥监督作用，但其“劝善严法”的施政风格已触怒李善长等权贵，使其建言在政治博弈中被削弱，影响了采纳的可能性。 有历史学者指出，这个案例的警示意义并未局限于当时。明代中后期都城北迁、九边防御体系的逐步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刘伯温有关战略思路的迟来落实。放到当代治理语境中，同样提示：科学决策离不开制度保障，让专业意见能被充分表达并进入决策流程；同时，决策者也需保持克制与清醒，避免经验主义和情绪化判断带来的偏差。
回望刘基的临终进言，其意义并不止于“说中两件事”，而在于点出权力高位最难跨越的盲区：越是在掌声最响的时候，越需要把冷静留给决策。对任何治理体系而言，能否让逆耳之言有路可走、让风险评估先于行动落地——影响的不只是一时得失——更关乎长治久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