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矛盾纠纷“多头跑、反复跑”亟待破解。
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流动频繁、产业结构多元，劳资争议、物业纠纷、邻里矛盾、金融消费争议等问题呈现类型多、链条长、跨部门的特点。
过去，群众遇到纠纷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之间来回奔波，材料重复提交、诉求分散受理、处置责任边界不清等现象，容易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既增加群众成本，也考验城市治理韧性。
如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课题。
原因——以制度建设牵引平台建设，以组织推动压实责任。
广州市把综治中心建设作为推进平安建设的重要抓手，近五年来紧盯节点、压茬推进：2021年出台《广州市平安建设条例》，明确区、镇（街）综治中心职责定位；2022年推动街镇综治中心提档升级；2024年上半年强化市级综治中心建设；2024年11月以来开发建设粤平安丨综治中心业务系统广州分平台“穗岁安”，作为贯通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的信息化底座。
与此同时，把综治中心建设纳入“书记项目”，由党委政法委书记和党（工）委书记牵头推动，形成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的工作闭环。
通过配套出台工作指引、统一视觉识别、明确场所建设标准，广州推动三级综治中心实现规范化改造全覆盖，为基层治理提供稳定、可持续的“空间载体”和组织支撑。
影响——资源更集中、办理更顺畅、治理更精准，推动“最多跑一地”落地见效。
走进各区综治中心，群众诉求受理、法律服务、纠纷调处、信访接待等功能集成在同一空间，服务指引清晰、流程相对统一，群众“找得到门、办得成事”的体验明显改善。
更重要的是，综治中心不只是一个场所，更是把分散的治理资源“聚起来”、把跨部门的事项“串起来”的机制平台。
广州通过清单化方式明确入驻主体，划分核心常驻、关联轮驻、应急随驻等类别，法院、检察、公安、人社、司法行政、信访等部门实现常驻到位；同时链接人民调解组织力量，形成以“先行调解”为导向的多元解纷网络，推动矛盾纠纷在基层优先化解。
数据显示，部分区域通过功能集成和机制优化，纠纷调处、事项办理、资金兑付等环节协同效率提升，群众诉求“受理—分流—办理—反馈”链条更为顺畅。
对策——以机制协同和数字赋能提升“能解题、解难题”的治理能力。
为避免“人进驻、事不办”，广州建立入驻人员评价与激励机制，将派驻人员考评与评先推优、通报表扬等挂钩，倒逼从“坐班”转向“解题”。
同时，通过细化部门参与运行的工作指引、明确流转规则和责任边界，提升跨部门协同的可操作性。
在能力建设上，广州突出“三级联动”的指挥调度体系，依托市、区、镇（街）综治中心形成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综合情报和防控体系，推动风险隐患“发现得早、研判得准、处置得快”。
信息化平台“穗岁安”则为事项流转、数据汇聚、研判调度提供支撑，有助于把基层经验固化为标准流程，把分散信息沉淀为治理数据，提升治理的精细化、前瞻性水平。
在具体实践中，广州也注重结合区域功能定位探索差异化路径。
例如，围绕金融城等高端产业集聚区的需求，推动金融法务资源与综治平台融合，提升金融纠纷的专业化处置能力；在新区和产业园区集中的区域，强调“部门齐、资源足、功能全”，以便对劳动用工、工程建设、企业服务等高频事项实施集成办理。
通过“因地制宜+标准统一”的方式，既保持综治中心规范化的底盘一致，也增强对不同治理场景的适配性。
前景——从“建起来”走向“强起来”，在高质量发展中筑牢安全稳定底线。
随着全市三级综治中心体系逐步完善，广州推动基层治理从“单点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的基础进一步夯实。
下一步，综治中心建设的关键在于持续提升专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一方面，要让调解、仲裁、司法确认、行政处理等路径衔接更顺畅，形成依法分类处置的闭环；另一方面，要在数据治理、风险研判、跨域协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尤其是面对跨区域法院冻结、异地用工纠纷、网络舆情联动等新情况，推动规则更清晰、协同更高效。
随着数字化平台作用进一步释放，“最多跑一地”有望从便民承诺转化为稳定、可复制的制度成果，为超大城市治理提供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广州市综治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坚持系统思维、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有机统一。
通过完善的组织体系、规范的建设标准、科学的激励机制和高效的协同运作，可以有效破解长期困扰基层的"部门分散、协同不畅"难题。
这一模式不仅提升了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也为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平安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随着信息化平台的进一步完善和制度体系的不断优化，广州市综治中心必将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全国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