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对华负面观感高企，并外溢至现实互动 据日本有关机构的街头调查和日本内阁府外交舆论调查，近年日本社会对中国“缺乏亲近感”和负面态度持续处于高位。需要关注的是，负面情绪上升的同时，日本舆论场出现一种倾向：将关系紧张更多归因于中方，以“要求对方反省”替代自我检视。这种“情绪升温—责任外推”的叠加，更容易让公众认知被对立框架主导，也抬高了两国民间交往与务实合作的摩擦成本。 原因——舆论叙事偏差、历史认知欠账与安全焦虑交织 一是信息传播存在选择性放大。日本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国发展时，往往缺少全面和动态视角，对经贸、科技、民生等领域的积极变化关注不足，却对少数争议事件进行集中、标签化呈现，长期重复后容易固化刻板印象，影响公众对当代中国的客观判断。 二是历史认识问题积累已久。一些教材表述和公共叙事对侵略历史呈现不足，个别政客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倒退，并通过参拜有关设施等行为向社会释放错误信号。这不仅伤害亚洲受害国家人民感情，也不利于日本社会形成成熟的历史观，进而影响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性认知。 三是地缘与资源结构放大不安全感。日本能源、粮食等对外依存度较高，海上运输对经济运行至关重要。在地区安全格局调整、外部力量强化阵营对抗的背景下，日本国内部分声音倾向用“威胁叙事”解释周边变化，并将其转化为对华情绪与政策压力。安全焦虑一旦被政治化，社会情绪就容易从“担忧”滑向“对立”。 影响——民意极化牵动政策取向，合作空间被压缩 首先，负面民意可能带动排外情绪，影响在日华侨华人以及两国人员往来中的安全与权益保障。针对中国公民的暴力与歧视事件若处置不当，容易产生“寒蝉效应”，冲击正常民间交流与地方友好。 其次，舆论压力可能推动日本涉华政策更趋强硬，削弱中日经贸合作的稳定预期。中日经济深度互嵌，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紧密，若以意识形态或阵营逻辑主导经济决策，受损的将是地区产业稳定以及企业与民众的实际利益。 再次，海洋环境等公共议题若处理失当，容易被对立叙事裹挟，挤压科学讨论空间。日本启动福岛核污染水排海后，周边国家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海洋生态与长期风险。中方基于食品安全与公众健康采取必要风险管控措施，属于主权范围内的正当选择。若把科学问题政治化、把合理关切污名化，只会深入消耗互信。 对策——回到事实与规则，以管控分歧稳住关系基本盘 其一，日方应切实履行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以负责任态度处理相关表态与行动，停止释放错误信号。历史是中日关系的重要政治基础，正视历史不是“负担”，而是面向未来的前提。 其二，双方应加强危机管控与公共安全合作，依法妥善处理涉外案件，完善人员往来安全保障机制，为留学、旅游、经贸与地方交流提供稳定环境。 其三，推动舆论与民间交流“去标签化”。鼓励智库、媒体、青年与地方层面的对话合作，以更多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可见可感的合作项目，减少信息偏差导致的误判。 其四，在海洋环境与食品安全领域坚持科学原则与国际规则。围绕核污染水排海的长期监测、数据透明与第三方评估等，应进一步以可核查方式回应国际关切，避免用“口水战”替代具体安排。 其五，以经贸合作稳住大局。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上升背景下，中日更应维护互利合作空间，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反对将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工具化。 前景——相向而行仍是唯一现实选择 中日同为近邻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合作则互利，对抗则俱伤。当前日本社会对华观感处于高位波动期，既受外部环境复杂化影响，也与国内叙事结构和政治操作有关。展望未来，若日方以更务实态度校正对华认知，减少对立动员，回到基于事实的公共讨论，并在历史与安全问题上谨言慎行，两国关系仍具备改善条件。反之，若继续放大对立、迎合极端情绪，不仅损害双边互信，也将为地区和平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照见现实的选择。当某些势力执着于编织对抗叙事时，东海两岸更应记住：真正的安全并非来自军事结盟或舆论攻讦，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同发展。正如三十年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所体现的共识——唯有正视历史、共担责任，才能打破猜忌的循环，开辟共生共赢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