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贸易摩擦降温但风险点增多 进入2026年，全球贸易环境呈现“关税回落与摩擦再起”并存的态势。一方面，部分经济体此前加征关税的冲击逐步减弱；另一方面，美国以“301调查”等方式扩大审查范围，叠加地缘冲突外溢、供应链安全化倾向上升，企业预期与跨境投资仍频繁受到扰动。对正加快“走出去”的中国企业而言，合规成本、市场准入和政策不确定性成为更直接的现实压力。 原因——安全化取代效率导向，政策目标出现偏移 古兰沙在论坛上表示，不少国家强化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更多基于所谓国家安全与“韧性”考量，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率逻辑。此趋势若持续，可能导致规则深入碎片化、国际经贸互动收缩，全球化带来的效率红利被削弱，交易成本随之上升。此外，部分经济体在国内政治与财政压力下更倾向把贸易措施作为政策工具，使外部政策的可预期性下降。 影响——全球仍显韧性，中国增长动能与压力并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显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中国经济增速预计由5%回落至4.6%。古兰沙认为，这一预测较此前更为乐观，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仍有多重支撑因素，如私营部门韧性、相对宽松的金融条件以及更积极的财政取向。同时他提醒，贸易结构升级带来阶段性优势，但出口企业可能面临更明显的价格与利润压力；当供给扩张快于全球需求修复时，通缩性竞争加剧的风险上升。 从外贸表现看，中国外贸延续较强动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3%。其中，对东盟贸易总值1.24万亿元，增长20.3%；对欧盟贸易总值9989.4亿元，增长19.9%；对美国贸易总值6097.1亿元，同比下降16.9%。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4.02万亿元，增长20%。多元市场拓展与产品结构调整，成为外贸韧性的主要支撑。 对策——以高水平开放稳定预期，以产业升级增强竞争力 与会人士认为，面对外部保护主义回潮，中国需要沿两条主线持续推进：一是以更高水平开放稳定制度预期，推进规则对接与经贸合作网络拓展，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性摩擦；二是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供给质量，通过品牌、标准、服务与本地化经营增强国际市场黏性，避免低价竞争挤压利润空间。 针对美方发起“301调查”并将中国汽车行业等指认为所谓“产能过剩”，论坛上多位嘉宾表示，无论外部措施如何演变，中国经济具备较充足的政策工具与产业配套能力，有条件从容应对。同时，若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扩散，可能引发更广泛的联合反制，并加剧跨国企业对营商环境恶化的担忧，最终拖累全球投资与创新。 前景——“合作”仍是穿越周期的关键变量 多方观点认为，“十五五”开局阶段，中国在扩大内需、培育新动能、推进绿色低碳转型诸上仍有潜力，但外部环境更趋复杂，要求更加重视风险管理与国际协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芙在有关研讨中批评将金融体系工具化、以霸权方式干预经贸秩序的做法，指出冲突与对抗会破坏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与会专家强调，在不确定性上升的世界里，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也是稳定全球增长的现实路径。
在全球经济复苏与地缘博弈交织的背景下，中国通过务实合作与结构性改革应对挑战，为外部不确定性增加提供更多稳定因素。未来，国际社会仍需凝聚共识，减少单边举措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推动多边机制完善，才能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实践也表明，开放与合作仍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有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