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所作工作报告引发社会对智能驾驶法律责任的广泛关注；报告特别强调，醉酒状态下使用驾驶辅助功能的行为人仍需承担刑事责任，此司法认定直指当前智能汽车普及过程中的法律盲区。 问题显现于浙江省宁波市的一起典型案件。2023年3月4日凌晨，无证驾驶人孙某迪在血液酒精含量达119mg/100ml的醉酒状态下，启用车辆辅助驾驶功能后竟在高速公路上打瞌睡，最终导致追尾事故。经鉴定，事故主要责任在于孙某迪未按规范驾驶、无证驾驶及醉驾等多重违法行为。 究其原因，部分驾驶人存在"技术免责"的认知误区。根据《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目前市场上普遍应用的0-2级驾驶辅助系统，仅能执行部分动态驾驶任务，驾驶人仍需全程监管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本案中孙某迪不仅未履行监管职责，更在醉酒状态下完全放弃驾驶控制，暴露出对技术能力的过度依赖与法律意识的严重缺失。 该判决产生多重社会影响：一上确立"技术应用不豁免法律责任"的司法原则，明确即便使用自动驾驶技术，驾驶人仍是安全责任主体；另一方面警示汽车制造商需强化技术说明义务，避免消费者产生误解。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专家指出，当前L2级及以下辅助驾驶系统的事故响应机制仍存在0.5-1.5秒延迟，完全依赖系统等同于主动制造风险。 面对智能驾驶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法律挑战，司法机关正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本次判例首次将《自动化分级》国家标准引入刑事裁判说理，为同类案件提供明确裁量标准。立法机构同步推进《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工作，拟增设智能网联汽车专门条款。企业层面，多家车企已开始在产品说明中增加风险提示频次，并在系统激活时强制进行安全确认。 前瞻判断显示，随着L3级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逐步商用，责任认定体系将面临更复杂考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专家建议，未来需建立"技术能力与法律责任相匹配"的分级追责机制，同步完善自动驾驶数据黑匣子标准，为事故责任认定提供技术支撑。
交通安全不是技术一键解决的问题。驾驶辅助可以减轻部分操作负担，但无法替代对生命的尊重和对规则的遵守。守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底线，才能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安全出行和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