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数量庞大，注疏体系复杂。长期以来，中国古籍整理缺少统一的理论框架和相对科学的方法论。1979年进入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的冯浩菲，很快注意到此研究缺口。出生于甘肃甘谷的他，把主要学术精力投入到一项任务中——让古代文本在当代重新被准确理解和阐释。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界对“训诂”的长期偏狭理解。过去不少研究把训诂等同于“解释词语”，多停留在字义辨析。冯浩菲系统梳理历代训诂著作后提出：训诂的要义不在于孤立拆解字义，而在于疏通文本脉络、还原作者本意。他提出“训诂学即注释学”，把研究重心从“字”拉回到“书”，既为训诂学厘清边界，也为古典文献整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思路。 在此基础上，冯浩菲从历代训诂实践中提炼出一套较为稳定的学科结构。他指出，虽然古人未必明确命名，但训诂工作实际常以“条例—方法—体例”的三层框架推进。冯浩菲将其系统化，建构相对完整的训诂学理论体系，使注释工作由经验操作走向可讨论、可检验的学理建构，为学科发展奠定基础。 针对古籍整理中“一书一法”、缺少通行规范的状况，冯浩菲提出并建立“古籍整理体式学”这一分支。他对传世典籍进行重新编码与分类，形成九大类、百余小类的体系，并在每类之下细化具体条例，如诗乐关系、六交四始、国风二雅三颂等。该体系为理解古书的组织方式和原文结构提供了清晰路径，也便于后学检索与对照。随后，这一成果被教育部列为全国研究生通用教材，成为有关专业的重要课程内容。 冯浩菲并未止步于训诂与整理方法的建构，他还提出文献学学科体系应当调整：文献学可独立为一级学科，并下设古典文献、现代文献等二级学科。这一主张推动文献学从长期的附属位置走向更清晰的学科建制。随着国家资助的相关研究平台陆续建立，文献学研究也在更广阔的国际学术语境中展开交流，成为中国人文研究的重要增长点。 冯浩菲的学术成果获得多方肯定。《毛诗训诂研究》《中国训诂学》先后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成果奖，《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定为全国通用教材。他的学术传略已收入《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人名辞典》等十余种中英韩文辞典，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
从黄土高坡走出的学者到国际学界认可的文献学重要奠基者，冯浩菲以半个世纪的持续研究表明：古籍并非只能被封存的旧纸堆，而是需要借助现代学术方法加以整理、阐释与再理解的知识资源。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这种把传统学问转化为当代学科体系的探索，不仅拓展了文化传承的路径，也提示我们：学术的生命力，来自让千年文脉在当代语境中持续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