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人之间一直流传着不少举报的故事，连孩子们都可能给父母写举报信。那个年代，很多人真心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的、是道德的，哪怕给亲友造成了伤害。1926年颁布的《刑法》规定，没把反革命活动报告出来可能得坐牢，而捏造罪名也能把别人送进监狱。比如在1932年的罗斯托夫地区，学生米蒂亚·戈尔迪延科举报了乡亲们偷集体农场的麦穗。当时有个三穗法，偷几颗粮食都可能被判死刑。靠着米蒂亚的举报，一名女子判了十年，她的同伴还被枪决。他为此得到了刻名手表、少先队服还有份《列宁的孩子》报纸。还有罗斯托夫的少先队员奥尔亚·巴利金纳，她把16个盗窃集体农场财物的人给送进了法庭。普罗尼娅·科利宾甚至把自己的亲娘也告到了当局。作为回报，他去阿特克先锋营度假去了。1930到1940年代尤其是在斯大林时期，举报风刮得最凶。康斯坦丁·切尔年科曾经说过：“社会上有一大堆自愿写信告发的人。我们每个人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句话正好说出了苏联最特别的一个现象——举报文化。 国家鼓励大家写举报信去揭发周围潜在的敌人。最出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帕夫利克·莫罗佐夫了。13岁的帕夫利克把父亲挪用社会主义财产的事给捅了出来，结果被亲戚杀了。不过他还是被当作英雄到处宣传，还建了纪念碑、出了书和诗来赞美他的事迹。斯大林去世后这种风气稍微淡了点，但一直到苏联解体它都是存在的。现在虽然有些档案还锁着没法看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封举报信被收到，但这个时期的举报文化确实对那时候的人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