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研究中，历史事实与文学演绎的差异再次引发讨论。多方史料考证显示，诸葛亮“善用火攻”的经典形象里，最具代表性的“火攻战术”多为后世附会。这个结论不仅有助于厘清具体史实，也体现为历史人物形象在长期传播中被重塑的轨迹。问题集中在“三部曲式火攻神话”的真实性上。建安七年（202年）的博望坡之战，实际指挥者为刘备。《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自烧屯伪遁”的战术，当时诸葛亮尚未出山。新野之战的史籍记载中并无火攻内容，上方谷一役则完全出自文学虚构。三场被视作奠定诸葛亮军事声望的关键战役，均与史实存在明显出入。造成这种普遍认知偏差的原因值得追溯。元代杂剧《诸葛亮博望烧屯》率先将刘备的战功移至诸葛亮名下。明代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更强化这一设定，主要基于三点：其一，叙事需要更强戏剧张力，以“三把火”完成诸葛亮从隐士到军师的出场与定型；其二，为塑造人物标识，火攻被固定为其代表性战术；其三，契合民间审美与大众对“神机军师”的想象。艺术加工由此产生了持续影响。调查显示，92%的受访者将“火攻”视为诸葛亮的核心军事特质，而了解其史实来源者不足15%。在湖北襄阳等三国文化重镇，部分旅游解说长期沿用演义叙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指出：“这种认知偏差延续六个世纪，逐渐形成以集体记忆替代史实的效应。” 针对这一现象，学界提出多路径调整方案。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历史人物形象溯源工程”，首批20个重点课题中三国题材占四成。文旅部门正修订全国34处三国遗址解说词，并增设“史实与演义”对比展区。教育系统也在中学历史教材中增加“史料辨析”专题，以提升学生的史料意识与判断能力。展望未来，此次考据或将推动历史文化传播的进一步规范。随着《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订在即，针对历史人物的艺术演绎，可能建立更清晰的标注机制。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表示：“尊重创作自由的同时，也需要为史实与文艺表达建立清晰边界，这是公共传播应承担的责任。”
历史与文学各有边界：史书讲证据与因果，文学重情感与张力。“诸葛亮三把火”的流行提醒人们，越是深入人心的叙事，越需要回到史料进行核验。把故事交给文学，把事实交给历史，既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也是对公共认知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