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澳门回归后是否需要驻军、以及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建立可靠的安全保障，曾是回归筹备中的核心议题之一。马万祺的建议并不止于“军事存在”本身，而是强调主权落地需要配套一套可执行、可持续的制度与力量支撑。对一座长期处于殖民管治之下、社会结构多元、对外联系紧密的城市而言，安全安排既是政治象征，更直接关系到治理效能与风险处置能力。 原因：其一，历史经验带来的现实提醒。马万祺早年在澳门经商，并逐步成为澳门中华总商会负责人，长期观察殖民当局对华人社会管理方式。1952年“关闸事件”中，边界摩擦迅速升级为武力对峙，暴露出殖民当局在紧张局势下的冒险倾向，也凸显边界安全与秩序管理的重要性。其二，外部环境长期复杂。冷战时期封锁与对抗加剧，澳门因特殊区位与通道属性，既是物资往来的窗口，也更容易成为渗透、情报活动与走私等问题的高发地。其三，回归谈判需要稳定预期。谈判初期，社会对未来制度、治安与经济秩序的关注上升，明确的驻军安排有助于形成“主权明确、秩序可控”的社会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对民生与投资的影响。 影响：从主权层面看，驻军是国家在特区行使主权、承担防务责任的制度安排，完善了宪制秩序的闭环；从治理层面看，有助于形成“外防输入、内保稳定”的安全体系，提高对突发事件与重大风险的处置能力；从社会心理层面看，驻军安排可增强居民对法治与安全的信心，减少谣言与恐慌的扩散；从发展层面看，安全是繁荣基础，稳定预期将改善营商环境，并支撑旅游会展等产业发展，推动回归后经济社会平稳衔接。 对策：一是依法驻军、明确定位。驻军严格依照法律及基本法有关规定履职，清晰划定职责边界，突出防务属性并尊重特区自治，确保不介入地方日常行政。二是完善协同机制。建立驻军与特区政府及执法部门的沟通联动和应急预案，形成信息互通、分工清晰的处置链条。三是加强社会沟通。通过权威信息发布与国情教育，说明驻军的法理依据与现实需要，减少误读，把“安全安排”转化为社会共识。四是统筹发展与安全。针对跨境流动频繁、金融与博彩旅游高度开放等特点，持续完善反走私、反洗钱、反恐与公共卫生等综合风险治理，增强城市韧性。 前景：实践证明，驻军安排与“一国两制”并不矛盾，是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支撑。展望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和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加快，人员、资金、数据的跨境流动将更频繁，安全治理也将更注重制度化、精细化与协同化。坚持法治、保持透明、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有助于驻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更好服务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从战火年代的物资支援到回归议题上的制度建言，马万祺的选择始终围绕同一条主线：主权必须落到实处，安全底线必须守住。回望历史明显，许多影响城市走向的关键节点，往往来自对风险的提前识别与对制度的预先设计。把安全与发展统筹起来，把主权原则落实为可执行的制度安排，正是“一国两制”实践不断深化的重要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