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近代云南社会转型加快，地方公共服务以及文化教育供给相对不足。动荡环境中，家族与乡里如何凝聚力量、培养人才、改善民生，成为许多地方绅商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墨江的庾恩荣，一上以实业活动连接城市与边地，另一方面以家风与公益实践回应“家国同构”的时代命题：既托举家族成员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也持续投入改善家乡公共空间与教育资源，形成了“以家带乡、以商促公”的路径。 原因——其一，当时家族结构与长兄责任约束力强。庾恩荣作为长子，父辈基础上承担资源统筹与家计安排，既要维系家族生计，也要为弟弟求学从业、拓展道路创造条件。其二，近代云南商业金融与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实业人士在城市金融与公益慈善中拥有更多公共参与空间。庾恩荣凭借经商积累的信用与人脉进入金融与社会事务领域，先后承担富滇银行等机构事务，并参与地方金融整理工作，体现出其在经济治理上的能力。其三，乡土情感与地方认同促使他长期回馈家乡。在墨江公共设施相对匮乏的背景下，他将捐资、监督、引种花卉等行动具体落实，以可见的成效赢得民众信任。 影响——对家庭而言，庾恩荣的支持为家族人才梯队的形成提供了关键支点。庾恩旸在军旅道路上的发展、庾恩锡赴海外学习园艺并回国从事园林实践，都与他在资金、资源与精神层面的支持密切涉及的。对地方而言，他的公益投入提升了公共空间品质与文化教育供给：在地方提出建设运动场等公共设施设想时，他倡议并推动改建公园，自筹资金并参与项目推进；公园建成后又从昆明运来花卉完善景观，使公共设施从“能用”提升到“好用”。同时，他捐资设立图书馆并赠书，推动地方阅读与知识传播；对学校建设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教育资源不足。对社会层面而言，他长期参与慈善救助组织事务，在红十字会地方分会等机构中承担管理职责，反映出近代地方社会以绅商力量补充公共服务的运作方式。 对策——从庾恩荣的实践可归纳三点启示：一是以家风立德促成才，把“长兄如父”的责任落实为更有组织的扶助与引导，在关键节点提供资源与方向，形成家族内部的良性支持系统；二是公益投入要“重规划、重执行、重维护”，不止出资，更要关注项目全过程管理与后续运维，避免“一捐了之”；三是推动实业与公益形成正向循环，以稳健经营积累的社会信用参与金融与社会组织治理，在更大范围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共服务能力。放到当下，这些经验可转化为推动乡贤参与基层治理、支持教育与文化事业的现实路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引导社会力量通过基金、捐赠、共建项目等方式支持公共文化与教育基础设施，同时建立透明规范的项目管理与评价机制，让公益资金真正用到实处并形成长效。 前景——当前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基层公共服务均等化，既需要公共财政保障，也需要社会力量协同。以庾恩荣为代表的乡贤实践表明，当个体责任与公共目标结合，地方社会就能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未来，随着地方文化传承与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持续推进，“图书馆—学校—公园”这类组合型公共产品仍具现实意义；同时，乡贤精神的现代转化更应强调法治化、制度化与公开化，让传统美德在现代治理框架中释放更稳定、更可持续的作用。
当我们在昆明庾园的亭台楼阁间漫步，在墨江中学的琅琅书声中驻足，仍能感受到这位滇商先驱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庾恩荣的故事提醒我们：家族传承的关键不在财富多寡，而在于把个人选择放入时代脉络的眼界与担当。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份“商道即人道”的精神遗产，仍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