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到1936年间，四位从澳大利亚归国的中山侨商把南京路给办成了四大百货公司，这就是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些公司风格各不相同：永安专门卖高档洋货，直接和欧美厂家打交道；先施用的是全球采购加上本地供应链的模式；新新靠着薄利多销来推中档国货。这种区别化的经营方式，既照顾了市民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也把粤商那种“利他其实就是利己”的精神给体现了出来——既给有钱人提供优质洋货，又拿平价国货去满足普通大众。 与此同时，广东的本土制造业也越来越成熟，把“广货”给推陈出新了。1925年，中山有个叫梁伯枝的企业家成立了光明制造水瓶电器有限公司，他造的热水瓶因为既便宜又好用，卖到了全国各地，甚至远渡重洋去了南洋。这些日用品的普及说明，“广货”不光是以前的土产了，现在变成了轻工业制品。这种变化其实是民族实业在跟洋货垄断做抗争。像牙刷、火柴、化妆品这类民生商品，通过上海的百货网络辐射到了全中国，“广货”也就慢慢成了优质国货的代名词。 这是一部微缩的近代中国商业转型史。从给洋行当买办到做成百货业的大老板，从跑运输买卖土货到自己搞实业制造，他们一方面把岭南的经商血脉给保留了下来，一方面又融入了上海的都市文明。在这种碰撞和调和中，形成了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精神。他们的经营不仅让南北的货物流通起来了，让消费变得更现代化，更是通过“实业兴邦”的探索，给民族经济发展注入了韧劲。这段跨越山海的经济迁徙史，直到今天还在为区域协作和商业创新提供历史上的注脚。 上海开埠通商以后，越来越多的广东人迁到了沪上来定居，特别是中山和潮汕那边的人。最早来的大都是船员、糖商和买办，他们因为熟悉南洋的生意门路，成了中外贸易的关键中间人。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上海洋行里的买办大部分都是广东人，中山人更是中间的主力。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些人不光替外商代理买卖货物，还自己开丝栈、茶号和药局，把跨区域的商业网络给建起来了。 拿茶叶贸易来说，中山唐氏家族创立的华茶公司发展得特别好，到了1936年已经占了上海茶叶出口总量的近一成。这就看出了粤商在传统大宗商品贸易里的领导地位。随着上海工业的发展和消费市场变大了，粤商做生意的范围也不只是土产贸易了。二十世纪以后沪港之间的贸易品种越来越多，有南北货、纺织品还有日用器皿等门类，其中很多转口生意都是粤商在推动。 要注意的是，中山商人没死抱着“广货”不放。他们很会看市场需求，不光卖南北的东西和洋货。后来实业救国的思潮兴起后，他们的角色又变了。1917年到1936年间，那四位回国的中山侨商在南京路创立了四大百货公司开创了先河。广东地处南海边上土地虽然少人却多物产丰富。在打仗以前民间就有“以海为田”的说法。 因此中山籍商人的足迹在近代上海商业图卷里特别显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