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公共空间“该热闹却冷清”，公益属性难兑现 位于宣城市中心的某公园游乐经营区域，本应提供便民休闲和公共服务，却较长时间内大门紧闭、设施闲置，多次引发市民投诉。为盘活公共资源、补齐服务供给，产业投资集团委托某文化旅游公司负责运营。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受托方未能按期合规推进项目落地，最终双方诉至法院。2025年初，委托方起诉请求解除委托运营协议并收回场地。宣州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依法判决解除协议，并责令受托方限期腾退。 原因——“转租冲动”与“合规缺位”叠加，触碰运营红线 法院查明，双方于2022年8月签署委托运营协议，对运营期限、收益分配、权利义务等作出明确约定，并明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转租场地及运营权”等禁止性条款。尽管如此，2023年6月，受托运营方仍与第三方签订所谓“露营联营合作协议”，将湖畔露营区、码头露台等区域交由第三方实际经营，并约定固定比例管理费及停业损失费用。法院认为，该“联营”虽以合作名义呈现，但具备固定收益、由他人占有使用并经营等核心特征，实质构成未经许可的转租，违反合同关键条款。 除擅自转租外，受托运营方在行政审批上长期不到位。按有关规定，公园内新增经营项目应依法办理林业、公园管理等程序，并落实消防等安全条件。直至市民投诉前后，受托方仍未能提交完整审批材料，项目迟迟无法对外开放。2024年12月，受托方又以消防用水未到位、局部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将钥匙交由物业“代管”。法院据此认定，受托方在合同履行期间未能实现项目投入运营目标，导致公共资源长期闲置、公益服务功能落空，构成违约。 影响——公共资源闲置与社会预期落差，折射治理短板 公益性项目引入委托运营，目的在于通过市场化方式提升公共服务效率，但前提是依法合规、契约清晰、监管有效。本案中，项目区域两年多处于锁闭状态，直接影响市民休闲体验和公共服务获得感，也降低了公共资产使用效率。更值得关注的是，受托方以“合作联营”包装转租、以审批迟延拖延开业，反映出部分运营主体重收益轻责任、重形式轻合规的问题。 从治理层面看，公共项目委托运营链条较长，一旦合同约束、过程监管、部门审批衔接不到位，容易出现“签约后放手、问题靠诉讼兜底”的局面，不仅抬高成本，也会削弱公众对公共服务稳定供给的预期。 对策——把“审批在前、契约为纲、公众为先”落到制度闭环 一是强化合同约束与负面清单管理。委托运营协议应继续细化禁止转租、变相分包、异常收益结构等风险点，明确违约认定标准、整改期限、退出机制及资产交接要求；对“联营”“合作”等易被滥用的模式引入实质审查条款，防止以名义规避实质义务。 二是推动审批前置与节点化验收。对公园、景区等公共空间新增经营项目，可探索“清单式告知+节点验收”机制，将林业、公园管理、消防、应急等要件明确为开业前置条件，并将审批完成时限纳入运营方履约考核，避免“先签约后补手续”“先占用后整改”。 三是完善过程监管与社会监督。委托方应建立常态化巡查、月度报送、关键节点抽查制度，对长期停工停业、擅自改变经营方式等情况及时采取暂停、整改、解除等措施。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公共项目，应畅通投诉反馈渠道，形成“问题发现—核查处置—整改公示”的闭环，及时回应关切。 四是强调公益项目的服务导向。公益属性决定此类项目不能只看营收，更要以开放程度、服务质量和安全水平为核心指标。对长期无法开放、影响公共利益的项目，应依法依约及时止损，引入更合适的运营主体，确保公共空间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前景——司法裁判释放规则信号，推动公共项目运营回归正轨 本案裁判为公益项目委托运营划出清晰边界：合同约定必须被遵守，未经同意的转租、变相转包难以得到支持；行政审批与安全条件也不是“事后补齐项”，而是公共项目运营的底线。随着各地推进公共资源盘活和城市更新，类似委托运营模式将更为普遍。可以预期，监管部门、委托单位与运营主体将进一步强化合规意识与契约精神，通过标准化合同、前置审批和全流程监管，提高项目落地效率与服务质量，让公共资源真正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公共产品。
这起案件像一面镜子，既照见公益项目运营中的短板，也提示公共治理需要补上的课题。当公共资源引入市场机制，如何在激发活力与规范管理之间取得平衡，考验着各方的能力与执行力。只有守住公益导向、把制度约束落到实处，才能让每一处公共设施都成为市民看得见、进得去、用得上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