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家族虽遭政治挫折，但他在湖南实业建设中的贡献并未被忽视。1904年前后，水口山铅矿年收入突破六百万两白银，成为全国有色金属产业的重要标杆。湘省官绅群体由此发起一项特殊做法：以制度化的赠金方式，长期资助已故矿务先驱陈宝箴的后人。 此举措的动因，需要放回晚清实业发展的背景中理解。1890年代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顶住反对推动水口山官矿开发，“采矿兴湘”的布局为后续廖树蘅等实业人士奠定了基础。据《熊希龄集》记载，1900年代初湘省财政税收中，每两白银约有0.3两来自矿业；这种与地方财源紧密相连的现实利益，也强化了地方精英对开创者的认可与回馈意愿。 赠金机制的确立经历了较为严密的程序。由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牵头，联合蔡锷等十二位湘籍要员联署致函湖南巡按使陶思澄，指出此举并非一般性“干薪”，而是“酬创业之劳，彰公道之义”。档案显示，1901至1911年间，陈三立累计获赠逾万两白银，约相当于当时县级官员十年俸禄总和。在“戊戌党人”仍受监控的时期，这种跨越政治立场的持续支持尤为难得。 其影响并不止于经济层面。陈三立在南京所建的散原别墅，逐渐成为湘籍士人的聚会之所，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此往来形成的文化沙龙，也在一定程度上连接起近代思想传播的网络。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以实业贡献为依据的民间补偿方式，为理解晚清官绅关系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路径——在正式制度难以覆盖之处，地方精英以自发的方式维系对“功劳”与“公道”的共同判断。 历史学者指出，这一案例呈现了近代化进程中传统道德与现代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现有研究也发现，江浙、广东等实业较发达地区曾出现类似的地方性酬功做法，但像湘省这样持续十余年且相对系统的实践，仍较为少见。
一笔按月致赠的银两，表面是对一位文人生活的照拂，深层却关乎公共事业如何被纪念、地方共同体如何回应贡献者；回望水口山矿业带来的影响与湘人义举，不仅能看见晚清社会的人情与士人担当，也提醒人们：推动发展、开创事业的努力——既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也需要价值层面的确认与记忆，才能让“功在当时、利在后世”的精神真正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