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过期食品谁担责，“维权”边界如何划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实践中，购买到过期食品理应得到救济；但在部分案件中，索赔诉求与真实消费需求相脱节，出现以“维权”为名、以牟利为实的行为，给正常市场秩序与司法运行带来扰动。此次案件中，购买人石某某在某超市购买一瓶苏杭黑糯米酒，支付35元。该产品生产日期为2019年12月5日，保质期36个月，购买时已超过保质期。石某某起诉要求退还货款并支付惩罚性赔偿1000元，引发对“惩罚性赔偿适用对象”的更讨论。 原因——惩罚性赔偿制度旨在保护真实消费，不鼓励投机牟利 法院审理认为，石某某能够举证证明购买事实，买卖合同关系受法律保护，超市出售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退还货款的请求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争议焦点集中在惩罚性赔偿是否适用。 依据食品安全法涉及的规定，惩罚性赔偿属于对生产经营者违法行为的加重责任安排，其制度目标在于提高违法成本、强化食品安全底线，同时通过补强消费者维权能力，形成对违法行为的外部监督。但制度适用以“消费者”为前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系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 在本案中，法院在审理中通过关联案件检索发现，石某某此前多次以商品不合格为由向商家索赔，并频繁向行政机关投诉举报、向法院提起诉讼。结合其户籍登记地在外省且并非在本市工作生活等情况，法院综合判断其购买行为不具有生活消费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呈现明显的“知假买假、以索赔获利”为特征。据此，法院认定其不属于食品安全法规定可主张惩罚性赔偿的“消费者”，对其1000元惩罚性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影响——厘清权利边界，既维护消费者也保护市场与司法秩序 该裁判思路表达出清晰信号：法律支持依法维权，但不鼓励利用制度漏洞进行“碰瓷式”索赔。对经营者而言，出售过期食品的行为仍需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乃至行政责任，食品安全红线不容触碰；对社会公众而言，正常消费场景下购买到不合格食品，依法主张退赔与惩罚性赔偿的权利仍受保护。此外，对以牟利为目的、将维权工具化、商业化甚至可能演变为敲诈勒索的行为，司法将坚持诚实信用原则，防止惩罚性赔偿机制被异化。 从更深层看，职业打假现象曾在一定时期内对提升社会监督、倒逼商家守法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相关行为呈现团伙化、流程化、产业化倾向，其负面效应逐步显现：一是扰乱正常交易秩序，增加合规经营者的应诉成本；二是挤占行政监管与司法资源，影响对真正侵权案件的处理效率；三是可能诱发“以恶惩恶”的对抗式治理，反而不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市场信用环境。 对策——强化源头治理与精准司法，形成多方协同的治理闭环 治理类似问题，关键在于把“守底线”与“防滥用”同步推进。 一上，经营主体要把食品安全责任压实到进货查验、储存管理、临期清理、上架复核等环节，完善内部审计与员工培训，用制度减少过期食品流入市场的空间。监管部门可推动数字化监管与风险分级管理，对反复出现的过期食品问题加大抽检频次与处罚力度，提升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司法层面应进一步细化裁判规则：在坚持保护真实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对高频次、跨地域、模式化购买与索赔的行为加强事实审查，综合考量购买数量、购买频次、商品属性、生活关联度、维权方式是否明显超出合理限度等因素，准确识别是否属于生活消费需要。对涉嫌以维权名义实施胁迫、要挟等违法犯罪线索的，应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衔接，形成依法打击合力。 前景——让惩罚性赔偿回归制度本义，构建更可持续的消费信任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生命力在于“精准适用”。既要让守法者受益、让违法者付出代价，也要防止制度被套利，避免“劣币驱逐良币”。随着相关裁判不断明晰边界，市场预期将更加稳定：消费者维权更有章可循，经营者合规边界更为清楚，行政监管与司法资源也能更多投向真正危害公共安全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长远看，这将推动形成以诚信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市场健康发展。
这起35元索赔案的价值不止于个案，它折射出消费者保护与制度防滥用之间的平衡。当维权被工具化、打假被商业化，更需要回到法律本意——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出发点是建立诚信互利的消费关系，而不是为投机牟利提供空间。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只有让规则更清晰、让司法更精准，才能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维护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