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全球世界遗产保护面临多重挑战；当前，世界自然遗产生态系统退化、气候变化加剧、旅游压力上升以及区域发展与保护矛盾交织等影响下，保护难度不断增大。如何在守住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前提下，实现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和长期治理，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课题。 原因——我国自然遗产保护实践在扩容提质中形成系统能力。我国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25年将迎来加入公约40周年。40年来，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事业发展迅速：目前全球共有176处世界自然遗产、2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总面积约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泰山作为首批双遗产进入国际视野，到本世纪以来重点遗产持续申报、保护能力同步提升，再到在苏州举办世界遗产大会并参与推动有关国际规则完善，我国在世界遗产治理中逐步实现从参与到贡献的角色升级。 影响——多维度贡献推动全球遗产体系更趋多样与均衡。发布会上，国家林草局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刘嘉麒表示，我国通过系统、科学的保护实践，不仅有效守护了本国自然遗产，也形成了较为完整、可借鉴的保护模式，为全球世界遗产保护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结合我国自然遗产特点与实践成效，其对全球体系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上： 一是遗产价值突出、类型较为齐全。19项自然遗产（含双遗产）中，符合自然景观标准的14项、地质地貌标准的5项、生态过程标准的3项、珍稀濒危物种栖息地标准的9项，多数遗产符合两项以上标准。其中，云南三江并流符合自然遗产4项标准；泰山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同时符合文化遗产6项标准，体现出综合性与稀缺性兼具的价值。 二是补齐全球代表性“拼图”。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展示了全球跨度最大的候鸟迁徙路线类型遗产价值；可可西里拓展了对高寒极端环境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球认知；澄江化石地为亚洲古生物化石类遗产提供了关键样本。 三是跨区域协同治理为国际倡议提供实践支撑。我国系列遗产占比较高、地理跨度大，跨省系列遗产5项、省内系列遗产4项，系列遗产占比接近一半。以中国丹霞、中国南方喀斯特、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为代表的跨省系列遗产覆盖多个片区和省级行政区，推动形成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机制。相关做法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认可，并写入2017年第41届世界遗产委员会有关文件，为跨区域协调保护提供了可参考的路径。 四是自然与人文相互映照，拓展价值阐释维度。受“天人合一”等传统理念影响，我国不少遗产地呈现自然景观、历史文脉与社会生活交融的特点。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等双遗产将山川景观与宗教、哲学、礼制和学术传统相连接，增强了遗产叙事的完整性与传播力。同时，多处遗产地与多民族社区及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也要求保护工作更加重视文化延续与社区福祉。 对策——以更高水平保护支撑可持续传承。面向新阶段，业内认为应更完善保护体系：坚持规划引领与底线管控，强化监测评估与风险预警，统筹生态修复与原真性、完整性维护；在跨省系列遗产中健全协同决策、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机制，提升整体治理效率；统筹保护与合理利用，优化旅游承载管理和环境容量控制，推广绿色交通与低影响游憩方式；深化公众教育与社区参与，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当地居民在保护中受益、在受益中主动守护；持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参与规则讨论与能力建设，推动经验互学互鉴。 前景——以“保护为先、科学为基、协同为要”走向更高质量发展。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将从“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从“点状管理”转向“系统治理”。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迁徙物种栖息地连通性、提升遗产地韧性等，将形成更多可复制的成果，并为全球遗产治理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制度与技术路径。
从守护人类文明火种到重塑人与自然关系，世界遗产保护正在经历深刻转型；中国以约占全球11%的遗产存量贡献了约15%的创新案例，这不仅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成效，也提示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文化根基、尊重自然规律。站在新的起点，“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东方智慧仍将为全球治理提供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