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农业农村现代化，将乡村振兴作为重要战略部署；长期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学者温铁军近日在接受访谈时，从历史经验和战略高度解读了这个战略的深层考量。 温铁军指出，2017年我国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节点与外部环境变化高度契合。当年美国新政府上台后推动逆全球化进程，国际经贸格局面临重大调整。基于此，我国将乡村振兴定位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一战略选择源于对自身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 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被视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但温铁军从另一个维度提出——这种结构恰恰构成了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缓冲机制。当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国际大循环受阻时,广阔的农村腹地和庞大的农村人口为启动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战略纵深。 历史经验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撑。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收入连续四年增速超过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更重要的是,农村劳动力的解放催生了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大量农村能工巧匠和经营人才成为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推动力量。这一时期,农村非农就业大幅增加,农民购买力明显提高,成为拉动内需的主要引擎,创造了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再次验证了农村在应对外部冲击中的关键作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动荡,西方市场需求骤降,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面临严峻挑战,大量出口商品积压。在此情况下,政府推出家电下乡政策,将原本用于出口退税的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农民,既帮助农民以优惠价格购买家电产品,又为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开了销路,有效化解了产能过剩和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 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并非偶然。温铁军强调,家电下乡能够顺利推进,得益于2005年启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水电路气网实现五通下乡,覆盖至行政村层级,为农村消费升级创造了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前瞻性布局,使得农村在几年后的国际金融危机中能够迅速承接产业转移和消费转移,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从战略层面看,这两次成功实践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对农村的持续投入不仅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民生工程,更是构建经济韧性、应对外部风险的战略储备。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构,在此背景下强化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经济抗风险能力的现实需要。
从“乡土中国”走向“城乡中国”的过程中，农村始终承担着独特的战略功能；温铁军的分析提示我们，乡村振兴不只是补齐短板，更是关乎发展主动权的长期布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之际，夯实农村发展基础，就是在加固国家经济安全的底座。来自田野的经验与判断，也将继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