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部分地区和领域仍存执法随意、程序不规范、重复检查扰企、方式简单粗暴等现象：有的执法人员未按规定出示证件和执法依据就开展检查、作出处罚；有的以罚代管，乱收费、乱罚款，甚至将罚款与考核和利益挂钩；有的在道路上随意设卡拦检，查验结束后不出具凭证；有的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多头执法、频繁检查，影响正常经营；还有的在查封扣押、强制执行等环节扩大范围、延长期限，甚至出现不文明行为。这些问题既损害群众对公平的感受，也推高企业合规成本，削弱政策执行的公信力。原因—— 业内人士分析，上述问题由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一是基层执行中权力边界和程序要求被弱化，重结果轻程序，执法行为容易偏离法治轨道；二是少数地方在治理压力和考核导向下，倾向于用处罚替代治理、用运动式整治替代常态监管；三是执法监督在信息共享、线索发现、责任追究等仍有短板，部分问题难以及时纠正；四是面对新业态、新场景，执法标准和能力建设相对滞后，容易出现简单化、经验化执法。多重因素叠加，使“任性执法”“选择性执法”“多头检查”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执法不规范会削弱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易引发纠纷与对立情绪，增加治理成本。从经济层面看，重复检查和趋利处罚扰乱市场秩序，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削弱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预期，进而影响就业稳定和消费信心。从政府治理层面看，执法过程不透明、不留痕，会影响政策落地效果，损害政府公信力和法治政府建设成效。随着高质量发展对稳定预期、优化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推动行政执法更规范、更透明、更可监督，已成为现实需要。对策——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将于2026年2月1日起施行。条例以较系统的制度设计回应突出问题：一上，强调执法必须法定权限和程序内运行，要求主体合法、依据明确、过程留痕；另一上，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乱作为，明确多类禁止性情形，为基层执法划出“红线”，并通过监督与问责强化约束。围绕执法资格与依据，条例要求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取得执法资格，按规定出示有效证件，向当事人说明执法依据和救济渠道，对“无资格、无依据执法”作出明确禁止，有助于从源头减少权力“暗箱运行”。围绕趋利性执法与乱收费乱罚款，条例表达出清晰导向：处罚不是目的，依法行政和规范治理才是核心。条例通过强化程序文书、规范罚没管理、明确不得将罚款与利益挂钩等要求，推动执法从“重处罚”转向“重规范、重教育、重服务”，更好体现包容审慎与过罚相当。围绕道路执法与设卡检查等社会关注点，条例深入明确拦截检查的法定边界，要求符合规定情形并遵守安全和程序规范，避免随意拦车、任意设卡干扰通行秩序，降低安全风险和社会摩擦。围绕查封扣押与强制执行，条例强调对范围、期限和程序进行严格控制，要求与违法行为直接涉及的并在法定期限内办理，对不当扩大范围、超期处置等行为加强约束，更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财产权与经营权；同时强调文明执行和必要性原则，防止简单化、极端化措施影响正常生产生活。围绕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选择性执法等问题，条例通过强化监督统筹、规范检查频次与方式，推动减少扰企扰民式检查，形成“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能合并的不重复”的监管格局。对“钓鱼式执法”等做法予以否定，有助于形成统一、透明的执法尺度，稳定市场主体预期。另外，条例突出“监督”主线，通过健全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畅通线索渠道、完善责任追究等安排，推动对行政执法的常态化约束。各地在落实中，还需同步完善执法标准细化、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执法信息公开等配套机制，加强基层培训，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文明执法水平。前景——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施行后，行政执法将更加注重规则统一、程序正当和权力受控。随着制度约束增强、监督链条完善，执法随意性有望进一步收敛，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有望下降，执法争议也将逐步减少。更重要的是，条例将推动执法理念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在守住安全底线和法律红线的同时，更强调教育引导、服务协同与风险预防，以更可预期、更可感知的方式提升治理效能。
《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的施行，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一步。条例为规范行政执法提供了更清晰的制度框架，也回应了群众和市场主体对公平、透明、可监督执法的期待。随着条例落地见效，有望继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更有力的制度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