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咱们中国的柞水，原本有个存放粮食的地方，叫“义仓”，最早就是为了防备闹饥荒而设的。道光四年，也就是1824年，当地的老百姓自发捐出了三千多石杂粮，想着以后荒年能有个保障。可惜后来战火连天，粮仓没来得及发挥作用就被烧毁了。同治二年，1863年的八月份，好歹给福镇军和孝义营的士兵提供了一些粮食。到了光绪三年，1877年，一位同知把这事汇报给了抚宪谭公钟麟，结果官府免了大家的粮款。虽然这个粮仓最后化成了一片焦土，但“自救”的观念却一直留在了老百姓心里。 当时政府也有自己的粮仓，叫“常平仓”，用来调节粮价和平抑物价。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初七，太平天国的起义军攻破了县城，把常平仓也烧了。存的粮食到现在都没补上。这也说明，不管是政府还是老百姓存的粮食，碰到战乱都很脆弱，制度再严也扛不住一把大火。 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柞水的士绅们又聚在一起捐粮，本来准备了两千多石京斗粮。可惜没多久又被贼人烧毁了。光绪三年的时候，同知又给谭公写了信求情免了债。这两次免债看起来很无奈，但实际上悄悄地把“自救”的担子从政府那边推给了乡绅和宗族，甚至是每家每户。“同善”这个名字也就这么在当地扎下了根。 到了光绪新政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力捐赠。光绪元年同知赵鑑带头劝捐了两千多石杂粮；光绪四年遇到了灾荒就把这些粮分给了穷人；光绪六年同知陈景修又换了一批稻谷和荞麦；之后唐沛霖、常毓坤也陆续捐了不少。八年时间里捐了四次粮食还换了三次品种，官方统计的数据是五千二百六十九石多稻谷。 这五千二百多石稻谷没堆在一个地方，而是分散在三十一个小仓库里。每个村子捐的粮还存放在自己的村里，只有僧儿凹村的附存在了太白庙村，北沟和康家栲栳村的附存在了皂河沟村，延安坪村的附存在了贾家坪村。官方报表只看数字就行，但老百姓心里记得很清楚这些粮仓到底在什么地方。这种“就近存、就近取”的做法让救灾变得更方便了。 火烧毁不了房子也烧不毁老百姓自救的信念；官府可以免掉债款但免不掉大家一层一层接力的劲头。柞水从义仓变成同善仓的过程告诉我们：制度要是想长久地运行下去就得长在老百姓的心里；政府能帮忙调控但最后出钱出力的还是乡民；宗族能把大家聚在一起凑钱但具体执行还得靠每家每户去做。当救荒不再只是“等靠要”，而是“自己动手”，粮食就变得有温度了制度也才有了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