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1984年百万大裁军的决定叠加军费紧张，催生了“军队生产经营”的特殊探索。军委档案显示，截至1985年底，全军已有67%的师级以上单位设立经营实体，年度创收相当于财政拨款的12.6%。这种“自我造血”的做法一度缓解了军费不足、转业安置等压力，但也逐步暴露出与军队主责主业相冲突的问题。张爱萍将军的预警并非个例。军事科学院1986年内部报告显示，参与经商的作战部队年度训练达标率下降19个百分点；某军区审计数据也披露，27%的经营收益被用于非军事用途。这些情况印证了老将军“伤军队筋骨”的担忧——当军事主官更多关注利润而非战斗力指标，部队的核心职能势必受到影响。历史脉络表明，该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背景。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承压，1981—1985年军费占GDP比例从4.5%降至2.1%；另一方面，军队现代化建设需求持续上升，仅武器装备更新一项就需要年均递增15%的投入。在两难之下，部分单位将“创收”走偏为“政绩工程”，甚至出现挪用战备物资、违规经商等乱象。1998年中央军委果断叫停军队经商，用三年时间完成6000余家企业移交或关闭。此举后来被认为“稳住了军队战斗力的根基”。同时，同期推进的军人工资倍增计划和装备采购专业化体系，也从制度层面缓解了军费保障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中确立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原则，其思想源头也可在这段历史经验中找到线索。
“饮鸩止渴”的提醒多年后仍有现实意义：越是面对压力，越要守住方向和底线。军队建设必须直面困难、解决困难，但不能以偏离使命换取一时宽裕。只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战斗力优势，把保障能力建立在规范、透明的体系之上，强军事业才能走得稳、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