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年富连成在北京的日子里，那叫一个热闹。吉林那边的大老板牛子厚把家底都掏光了，非要跟唱戏的叶春善合伙弄个科班。这俩人凑在一块儿，就在前门的帘子胡同租下了院子。一开始叫“喜连升”，后来改成了“喜连成”。牛子厚是大东家，叶春善管着班社。 没想到好景不长，到了1912年夏天，班务赔了本，牛子厚只好让贤给沈家接手。沈家换了沈仁山和沈秀水轮流当管事儿的，叶春善还在那个社长的位子上干着。这地方太折腾，沈家后来欠了一屁股债又退了出来，眼看社就要散架了。 等到1935年叶春善病故，他的儿子叶龙章接着管。到了1948年，第八科的“庆字辈”刚入科没多久，富连成就正式停办了。前后加起来算起来有四十多年光景。 这科班收学生挺随便，没固定日子，只要孩子在6到11岁之间随到随考就行。一进门就得签“死契”，七年里哪儿也不许去。训练法子简单粗暴：早上五点就得起床喊嗓，大冬天在院子里翻跟头也得坚持。 老师们全靠耳听眼看手背量来给学生分组分行当。不管学文还是学武，都得靠筋骨和腰腿功夫说话。这七年里不光要学《桑园寄子》这类老戏，还得排《霸王别姬》那种整本大戏。叶春善老说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 七科学生加起来快七百人呢。这里面出了不少流派宗师，名单还在不断添人呢。除了那些正式在册的学员，还有好多带艺入科的优秀演员没被记上名字。有的演了上百出戏大红大紫，有的一辈子在后台扛箱打鼓也没人认识。 老艺人马玉秋回忆起往事时说，送他进去的时候那字据上写得清清楚楚：“打死投河上吊概不负责。”那七年里学不会要挨打、偷懒要挨打、同伴犯错全班都得陪打。冬天泼水成冰蚊子叮得满脸包，“打戏”这词就是这么来的。 不过也不全是残酷的一面：老师傅手把手教《十三咳》和《十三箭》；叶春善自己掏钱买鞋袜；萧长华还把自家腌的黄瓜带到班里分给大家下饭。这种苦乐交织的日子就是富连成的底色。 中国戏曲学院的傅谨教授就说过：“富连成成功的前提就是强大的师资力量。”聘请老师的门槛特别高：必须是在京城里能镇得住场面的名角。哪怕一个人一辈子只会演一出戏，只要唱得好也得恭恭敬敬地请进班来。 马连良刚来那会儿学武生身材太高嗓子薄被叶春善和萧长华给“劝转”去唱老生了。后来他成了谭鑫培之后的另一位谭派宗师。这种因材施教的例子多得很——这规矩被写进了科规里。 富连成停办之后谭元寿先生走遍大江南北发现哪儿都能看见它的影子。他说富连成培养的艺术家最多功劳也最大。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这名字是怎么来的。 好在当年自编的《训词》还留着呢——短短三百来字把做人学艺立身都写明白了：“……此刻不务正业将来老大无成……”“……自己名誉失败方觉惭愧难容……”“……望尔日上蒸蒸。” 训词不长但把前辈对后辈的狠心和殷切全都托出来了。从帘子胡同到长安大戏台一代代年轻人把青春交给锣鼓点与唱腔把生命熔进生旦净末丑他们用四十多年的短暂换来了百年梨园的璀璨这就是富连成留给世界的传奇答案。